邵飘萍之妻汤修慧
邵飘萍和冯玉祥关系甚笃,曾因不凡的见识让冯玉祥聘请他为高级军事顾问,并得到丰厚津贴,《京报》上常有赞扬冯玉祥革命军的文章。当郭松龄和冯玉祥决定联合之后,他不仅在报纸上称赞郭松龄为“人民救星”,张作霖为“马贼”“人民公敌”,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动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大摆张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决心,与割肉饲虎的张作霖决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来于北京、天津,暗中联络二人。祝文秀曾回忆说,“我经常为飘萍秘密递送文件,往返于京津、东北等地。飘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时,总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把信拿出来,告诉我送信的地点,同时叮嘱我衣装打扮要华丽一点,阔气一点,有派头一点,应对时要机灵一点,”“有时要我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当时冯玉祥驻京郊,郭松龄居天津,祝文秀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替邵飘萍送密件。在回忆中,祝文秀虽然没有提及信件的内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证了邵飘萍在冯、郭联合倒张事件中的作用。
1925年11月22日,冯玉祥与郭松龄签署密约,23日郭通电反张,24日,冯玉祥也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1925年12月7日,《京报》刊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以作配合宣传。
由于郭松龄在直奉前线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张,一度使张面临下野出走的绝境。后来郭虽然被平定,但邵飘萍已经在张作霖必除之而后快的黑名单上。当然此前张也怀“仁心”,希望用三十万的巨款收买邵,创下旧中国最贵的言论舆论收买价格。但被邵拒绝。邵飘萍在被捕后,北京报界曾说情于张学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舆论”之意释放邵,但游说未果,被捕两天后,邵飘萍被枪杀。
张学良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他自己已经留下了答案。据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
“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即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当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
从以上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开始的时候,张学良还以“宣传赤化”,此事由大家集体决定作借口搪塞众代表,但在代表再三恳请三个小时后,张终于说出了实情,“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如果是犯了别的错误,张都可以和他“私逃”,但这次反叛倒戈,“余实无法援助”。如果不了解邵飘萍和此事的关系,很难理解张学良为什么突然扯到这个事情,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邵飘萍在此事上的角色。因此,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决没有与郭松龄来得紧密,因此对这个“挑唆”自己的密友,反对“老帅”,而至丧掉全家性命的“教唆者”,一定要杀之以平心头之痛。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已经使张学良在父亲面前无法交代。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作霖痛心之深。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在关键的时候拒绝援手――杀邵飘萍,的确有向父亲表衷心的意思。因此邵飘萍的被害,表面上是因为宣传苏俄、“宣传赤化”,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军反对奉系张作霖,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暗中联络冯玉祥和郭松龄,促成郭松龄前线倒戈,却落得兵败命丧的结局,而张学良与郭松龄情同师生手足、惺惺相惜,在痛惜的同时,还面临着父亲张作霖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邵飘萍缓颊的。(王润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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