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爆炸，连烧焦的骨头渣都没处找。可当时不知哪来的这股“二杆子劲儿”。到底有人冷静了。列车员窦学文抱来了卧铺车厢的褥子，裹上泥沙，冲向火源灭火。旅客们又像听到了统一的号令，无数双手一齐抠泥扒沙，递给那些“敢死队员”……当火势渐渐被遏制，大火在一点点熄灭下去的时候，一群来自附近村庄的伤痕斑斑的灾民，游过一条小河，跌跌撞撞地向着亮灯光的列车涌来。地震！40次列车上的八百多人，这才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呆呆地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这个于晨光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荒原里。在“七?二八”早晨，这恐怕是距离唐山震中区最近的一个尚未遭到破坏的集体。

当时在这么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灾难的废墟上，这里，就越发像一个奇异的小岛。一切都还存在：车厢、灯光、组织者、被组织者、铁路规章，甚至包括惯常的生活规律。餐车服务员刘巍，一个24岁的姑娘，那天早晨一片混乱中，她却在焦急地咕哝着：“得开早饭了。……”她常说，平时她只要一上车，脑瓜子里就只有四个字：“吃。吃。吃。吃。”旅客的三餐，便是她全部的职责。可是眼前呢？餐车已经倾斜得锅里盛不住水，而且按正常运行时间，列车应该于早晨抵达终点，已不再准备早饭，车上只剩下了半袋大米。”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七?二八”当天，在整个唐山震区，人们首先面临着的是死与生的搏斗。

“活下去”这个强烈的欲望，也许可以使那里的人们一时间忘记了饥饿和焦渴，求生表现在对生命的抢救和保护。可这里不同。在这个临时组合起来的大家庭里，原有的生命都健全，一切生活的节律也都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就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大家庭一样。当时40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都将终生铭记1976年7月28日的那顿早餐。所剩无几的大米；旅客们自动捐献的高粱米、玉米子、大豆、小豆；从附近田里扒来的土豆；这是一锅红不红、黄不黄的“百家饭”。锅，是在铁道边偶然发现的。是一口尚未使用的烧沥青的大铁锅。柴禾，是劈开的旧枕木。最令人难忘的是，生火时细雨蒙蒙，湿柴怎么也燃不着。不知是谁，出了个“排队吹风”的主意，几十个男旅客排成一长溜，人人鼓起腮帮，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地向锅底吹气。火，就这样奇迹般地吹燃了。

八百多名旅客，排着长长的队，安静地等待着领取那一人一勺的“杂和粥”，有点像教堂中的圣餐礼拜。在这个灾难日的早晨，人人的表情都那样安详，虔诚——一种对集体的崇拜和笃信。饭盒和竹筷不足数，先吃完的，立刻将它拿到河沟中涮净，整整齐齐地放在锅边，留给下一个。列车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林宣布：人民铁路要对旅客绝对负责，在这个非常时刻，旅客谁也不许擅自离开。“我们要把你们一个不落地送回家，完完整整交到人民手中。”他宣布：已派人出去找粮、联络。他还宣布：组织抢救队，到附近去抢救尚未脱险的灾民。五六十个棒小伙子排成了长队。多数是军人，还有好几个来自大庆的大学生。这些刚刚在救火中烧焦了头发、满脸烟灰的人，急匆匆地又向东边奔去。当这支特殊的抢救队赶到受灾惨重的丰南县城时，“房屋全平了，只有一个红色警察岗楼还立着。”但是在那一片废墟上，在最先遇到的一群人中，居然还令人不可思议地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县委副书记。“同志，县委在哪里？”“我就是县委！”“请分配任务……”“哪儿都一样。你们看着扒吧！”整整扒了一个白天。天黑时，筋疲力尽的抢救队员们回到了“家”——他们的40次列车。晚饭已经开过了。据当时带队的副列车长何庆祝回忆：“大锅里留着饭。稀的都喝光了；留给我们的尽是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