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等肯定五月指示的精神是好的，但害怕引起同武汉国民党的分裂，主张应当服从国民党，对指示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当时，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外，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都认为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指示无法执行。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再次讨论共产国际的电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发出《致共产国际电》，指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重申目前党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独立的，“群众运动也应当服从国民党。”“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公然对五月指示说不，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十分恼怒。6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讲话，指责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罗易认为，中共的答复电报，“只是表面上接受”国际的电令，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态度问题。接着，罗易向斯大林控告陈独秀，从而直接导致陈独秀的被迫下台。

总体上看，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从理论上讲有其积极意义，但幻想依靠汪精卫集团能同中共合作来执行这些指示，事实上是根本办不到的。按照陈独秀的话说，这“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毛泽东回忆说：“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

共产国际寻找替罪羊

共产国际给陈独秀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主要出自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寻找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众所周知，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并给中国大革命以巨大的指导和帮助，因为中国革命的成败，不仅关乎着中国和亚洲的命运和前途，也影响着苏联自身的建设和稳定。从1925年4月起专门成立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并由它决策着中国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有学者考证，从1923年至192年，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122次，共作出738个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都要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形成决议后，交付共产国际执行。这些决定大部分是通过其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贯彻执行，一小部分是由他们督促中共中央去贯彻执行。由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是中央集权制，缺乏民主政治，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况且他们远离中国数千里之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往往不正确。所以，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与错误，本来同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革命失败了，莫斯科理应主动承担直接领导责任，可是，它们却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并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陈独秀果真成了它们的替罪羊，政治上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