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湖南农民首先开始了自发平分土地的运动，其所反对的不只是大地主，还反对中小地主，甚至反对富裕农民；同时两湖农民没收地主土地时出现乱捕乱杀等过火行为，引起军官和部分士兵的不满。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五大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要求。当时，维经斯基赞成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也认为目前不应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陈独秀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的纲领，开展土地革命，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主张暂不没收小地主和北伐军官的土地，因为如果现在提出没收土地的要求，那就会导致与国民党决裂；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此外，没收大地产，多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宣传时期。他提出，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先进行第二次北伐，再进行土地革命；还要注意纠正和防范农民运动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以对国民党作必要的适当的让步。陈独秀的这些意见，说明当时不具备开展土地革命的条件，显然有悖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布哈林6月4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报告中，严厉批评陈独秀主张推迟开展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是“一个更加荒诞离奇，更加令人吃惊的想法”。共产国际还指责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实际上是向农民运动进攻”。

不言而喻，土地问题是国共联合战线的组成部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服从联合战线的大局。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面要求中共执行土地问题的指示，一面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面要求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一面又要保持国共联合战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没收一切土地，只能是一厢情愿；而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行为，推迟进行土地革命，正是引导农民运动健康发展，保护农民运动的必要举措。

陈独秀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

陈独秀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关键和导火线，是他拒不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形势下，为解救革命危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5月30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其内容包括：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但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还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2、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自己可靠的新军。4、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

陈独秀看到电报后，百思不得其解。6月7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五月指示。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全面解释不能执行指示的原因，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在我们不能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