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话的意味。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1.2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元，两者差距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显然，深圳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差距是导致“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经济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当时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

国内拍卖土地使用权第一槌

1987年年底，在国内第一场土地使用权拍卖会上，那位推动深圳土地出租的骆锦星举牌抢下了被挂牌拍卖土地的使用权。

1987年12月1日下午4点。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会堂内外高谈阔论；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更多的是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这里将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