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心思高丽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这个高健武其实还是颇有谋略的，他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年（公元621年），七年（公元624年）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我们要说，高健武如此动作，在当时其实是对唐朝最好的应对方式。高健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率五百死士击退杀入平壤城的来护儿大军，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的认识到，太宗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隋炀帝时代的中国了，唐太宗的军事才能即使纵观整个中国史也是最为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更何况现在的唐朝名臣良将如云，边患基本被扫平，高丽此时要是再继续桀骜不驯，那么全中国在隋代伐高丽时累积的怒火就将会一古脑降临在高丽的头上，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可是虽然高健武这边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对国际局势确实是了如指掌，算无遗策，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场宫廷政变将高健武及其手下的大臣们杀了个干干净净，政变成功的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正式上台。

泉盖苏文上台之后高丽的对外政策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高丽与百济结成同盟，全力进攻新罗，眼看新罗无力抵挡，灭国在即，新罗只能遣使入唐求救。虽说这样的故事在唐朝已经多次发生，可是之前的高健武都是在唐朝使者到来以后虚与委蛇，最多写个表谢罪之类的，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可是泉盖苏文不一样，唐太宗当时派遣司农垂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 644 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盖苏文返回平壤后，态度极其狂傲，他向玄奖说，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 500 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玄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盖苏文这时以东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条与唐朝进行全面对抗的道路，自然这次唐朝的调停失败了。不仅如此，高丽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打算在北面对唐朝进行牵制。在战备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时代建造的“长城”，一面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干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

这样明显的敌对行动，要是依旧容忍下来，那么唐朝作为整个大东亚的统治权威将遭到严重的削弱，甚至崩坏，甚至被平定的周边民族都有再度反复的可能，这显然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无论是李世民个人还是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而言，基本都是希望打这一仗的，因此大战已经无可避免。针对高丽，唐朝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运转起来。

太宗皇帝根据炀帝时候的战况，吸取了当时的教训，并针对这些教训想出了种种办法避免。炀帝征高丽，后勤就是一大问题，唐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携带了大量的食用牛羊，这样牛羊随军队行军，沿途还能背负辎重，大大减轻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负担。另外就是征伐高丽不进行全国征兵，而是采用募兵法，所谓“皆取愿行者”，结果，诏令发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共募得天下甲士 10 万，这可谓是真真正正的志愿军。这样的军队不但士气高昂，素质优秀，而且对国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不像炀帝时代的强征入伍，会给全国经济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士兵人数的减少反过来也大大减轻了后防后勤的压力，对国家不至于有所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