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为了建设，为了取得建设的效益；开放也是为了建设；把“文革”中遗留问题解决好，也是为了建设。在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李先念都希望有20年的安定团结，也都说了如果这样，我国的建设就可以上去。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几次讲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每一块闲置的土地都要种上树，每一块水面都要搞养殖，发展沼气，要提倡种草，强调农村搞多种经营；讲要特别重视专家、培养专家，主张农学院赶快搬回北京，要招更多的大学生，还要办好各种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这次会上大家特别关心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把建设搞好，掌握这个度的问题。
主张团结 自我批评“讲了就过去了”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在“文革”中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他们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但是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在11月25日开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这就涉及好几位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在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天安门事件’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
这是邓小平一个冷静的估量，先讲清楚这一点，免得在做不到全部解决时收不了场。哪些问题在这个会议还不能解决，邓小平没有列举，大家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