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至10日，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于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却出现曲折。会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急转直下，从民权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要创造总暴动的局面。会议还要求用工农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干部，“使指导干部工人化”。后来，李立三进一步提出：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周恩来表示明确反对。这次会议实行惩办政策，错误地给周恩来、毛泽东等多名干部以纪律处分，形成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12月17日，临时中央鉴于广州起义的失败教训，发出“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要积极准备暴动力量，而不能立即暴动，“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

1928年1月中旬，中央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1月20日，中央发表《宣布国民党为公敌宣言》，谴责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充当帝国主义走狗。1月22日，中央又作出《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提出“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党的任务是“领导工农兵暴动而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3月6日、10日，中央相继发出36号、37号通告，仍然认为“统治阶级日益崩溃，革命高潮日益高涨”，应“加紧工人运动和准备暴动工作”，“没收一切地主祠庙等土地”。

4月28日，临时中央接受共产国际2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现时仍处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认为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革命”，“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正确的；必须反对无准备的“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及杀烧主义；应做扎实的“争取群众的工作”。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二）组织建设方面：“八七”会议选出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很重视非常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会议在《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规定；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严守党的纪律，绝对服从决议和调遣，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不论地位如何，都应如此。1927年8月9日第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就决定设立党的北方局（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和内蒙等党部的工作）、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党的工作），并任命王荷波、张国焘分任两局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改组湖南省委。9月底，中央机关开始由武汉迁往上海。10月1日，临时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罗亦农任书记，负责指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在一年的时间内，临时中央还指导组建了江苏省委、四川临时省委、山东省委、满洲临时省委、福建省委等；成立了内蒙特别支部；帮助整顿或改组了顺直省委、湖南省委、山西省委、江苏省委等。

（三）军事方面：中共临时中央，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是革命胜利之本。1927年7月24日决定：以国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下的南昌起义震惊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