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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宣传画
１９６５年４月，美国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并紧急修订正在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把备战工作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６月１６日，周恩来准备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前，曾到杭州和毛泽东一起听取余秋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备战的需要，对计划工作提出新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挥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的、有重点地积极发展新技术。有人提出这是不是违反“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呢?是倒过来了。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这个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些就构成了１９６９年箭在弦上的大背景。
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北京与中方谈判。会谈圆满结束，柯西金回国却遭到冷遇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１日，就在周恩来召集作战会议这一天，不同意将战争升级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话。在苏联，有主战派，有主和派，双方争论很激烈。柯西金是主和派，他迫切想与中国领导人面谈，不使两国爆发战争。柯西金主动打电话到北京，要找中国领导人，但北京的总机没给他接，他又请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出面，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
周恩来与外交部长姬鹏飞等有关人员商定，用备忘录形式回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３月２２日，周恩来将备忘录上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批示，同意备忘录所阐述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５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阐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１９６９年９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病逝，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赶往河内吊唁，当晚返回北京。苏联方面本来派了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去河内，一听说中国的总理去了，正苦于找不到与中国对话机会的柯西金不想放弃这个好机会，他取消了同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立即乘专机飞往河内。很不巧，在柯西金的飞机降落前，周恩来已经走了，他只见到中国新派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仍不死心，通过中国驻越使馆转报，希望回国转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与周恩来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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