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她更是毫不留情。有些问题能解决的她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她就出面去找人，有时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她很是气愤地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有三千余十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九个钟头的热茧，所得的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三百元（人民币三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她对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但至今不见公布。”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如好卖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那时毛泽东还听得进这些话，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了解了她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了。

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可以整垮她的身体，却不能动摇她的意志，她终等到了这伙人垮台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从此以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也不给参加了，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这位老革命家的份儿。

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上头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疏散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