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1914-1919年在师大附中读书期间）

我始终感谢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首先，她是党的忠诚战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为了抚养我们兄妹，真可谓含辛茹苦，饱经磨难。父亲牺牲以后，她带着才三岁的我和遗腹妹妹从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随时防止特务的迫害，又要携儿带女自谋生计。我幼年时代是在成都二舅赵世双家度过的。我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但我的母亲仍把我送到当时成都最好的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使我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受环境所迫，母亲经常更换执教的地方和学校。我的童年与母亲时而在一起，时而分离，不断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锻炼。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在学校住读，自幼养成独立生活、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

我要感谢母亲在几个关键时刻对我的帮助。1941年，在我13岁的时候，她就毅然决定把我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要感谢母亲让我受到高等教育。在建国前夕，党中央决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的专业知识。我原来不想去，而她极力主张我去。为此，我们母子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冲突。她批评我目光短浅，有自满情绪。最后，我听从她的劝告，服从组织决定，到苏联学习了水力发电专业。

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1959年，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人到老年都喜欢自己的孙子，所谓含饴弄孙乐，隔代亲，母亲也不例外。但她在疼爱孙子孙女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学识，通过言传身教留给他们。晚年，我母亲以练书法为乐，写得一手娟秀的“赵”体字。她为孙子和孙女们亲手书写的几篇赠言，充满了对后代希望之情，如今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母亲对我们子孙两代的教养之恩，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1955年，我从苏联学成回国，分别多年的母子又得重逢，她是多么想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然而，当她得知组织上分配我到东北基层工作，以便受到更多的磨练，她放弃了自己的愿望，又一次毅然送我走上了新的征途。在东北基层的锻炼，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我要感谢她的智慧和远大的眼光。

我和母亲生活在两地，平常只有书信来往，偶尔我到北京出差，才有见面叙谈的机会。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要我速到青岛某疗养所去见她。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因为母亲从来没有要求我专门去看望她、陪伴她。我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体遇到什么不测。当时朱琳已怀上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行动不方便，我就独自一人乘火车从吉林市赶赴青岛。我找到她的住所，母子再次相逢。经过一番长谈我才知道，在1959年后党内反右倾的斗争中她受到了批评，指责她不支持在化工学院大办钢铁，搞“兴无灭资”和“拔白旗”。运动过去了，她只受到批评，没有给什么处分。我们母子可谓“同病相怜”，我也在反右倾斗争中受了批判。也许母亲听到了什么风声，才急忙找我来了解情况，以她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告诫我要以宽广的胸怀来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勉励我既要坚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训。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勇气，使我满怀信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