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5日，李鹏和夫人朱琳出席海南省、海口市社会各界为纪念李硕勋烈士诞辰100周年而举行的缅怀仪式，并向李硕勋烈士雕像敬献花篮。

我父亲就义时，年仅28岁，正当英年。我母亲与之同年，也算得才貌双全，风华正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终身没有再婚。难道这是因为她受封建道德束缚，信守“一女不二嫁”的旧礼教吗？不是的，绝不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反对封建婚姻、谋求妇女解放的先驱。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她对我父亲爱得太深了。父亲的遗像始终摆在她的床头或书房，她经常面对遗像，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红旗飘飘》总是放在她的枕下，经常取出反复阅读。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她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父亲的遗书，所以遗书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将遗书的原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母亲赵君陶已病魔缠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毕竟是她和父亲初识之地。她终于如愿以偿，在疗养院度过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母亲弥留之际，我和她所疼爱的儿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这是我们引为终身的憾事。当时我的妹妹李琼和我的子女们、亲友们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临终的昏迷中偶尔苏醒过来就问“儿子怎么还没有来？”她最后的话是：“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声音说，“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务和叛徒。她是在告诫我，不要忘记过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产生的新“狗”。1960年，吴玉章同志，我父亲的这位老师和战友在悼念李硕勋烈士的诗中写道：“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母亲多次嘱咐我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我们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

第三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赵世兰。赵世兰是党内最著名的几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出色的党的工作者。大家也许熟知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和赵世兰都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为了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推行恢复封建旧礼教的种种倒行逆施，女师大学生开展了一场震撼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赵君陶和赵世兰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同在北京读书，同时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赵世兰还参加了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她俩都奉党组织之命先后回到四川成都，在她们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都以教书为生，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1935年，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年代，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她俩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一个叛徒，后来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在成都发现了她们，对她们进行追踪和威胁。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她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逃出特务的魔掌。就因为这件事，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大叛徒”，都错误地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等种种折磨。赵世兰年老体弱多病，受不住这样身心的摧残，于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而那时赵君陶已被关进化工学院“牛棚”，正在接受批斗审讯。朱琳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见到婆婆。婆婆面容憔悴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对此，朱琳心如刀绞，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婆婆对朱琳说了一段被审讯的经过：专案组问她：“你丈夫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赵君陶回答：“如果干革命的都死了，哪里有今天革命的胜利。”正义的声音驳得那帮人哑口无言。朱琳深为婆婆的浩然正气所鼓舞。当赵君陶从“牛棚”里释放出来，才得知与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赵世兰去世的噩耗，她决心竭尽全力在有生之年为赵世兰昭雪平反。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世兰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誉和尊严得以恢复，而流芳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