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宣传画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虽然非常客气，但我很生气！我说：“徐景贤曾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前去参加，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血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