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他的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