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对张春桥进行庭审调查。徐景贤（左）就张春桥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出庭作证。  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