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的回忆录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