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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下面当件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其时，刘源已经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中。这家旅馆，是当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在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了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已经过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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