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3日，是咱们共和国的老主席杨尚昆同志诞辰100周年。

他和李伯钊妈妈唯一的宝贝女儿杨李，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

弃我去者，往事百转肠回；提笔漫忆，谨献一瓣心香。

杨李的小名叫妞妞。从我出生一睁眼儿就见过她，打记事起就认识她。我印象里她童年的样子，鼻子和下巴儿被忽略了，没一点影儿；小红脸蛋圆圆的，上半部分是一对黑多白少的大眼睛，整天笑哈哈的嘴，几乎占满下半个脸。不论何时何地，一听到那天籁般特有的笑声，就知道她蹦蹦跳跳地来了；还没见人影，就想得出，整齐的“妹妹头”肯定也随着蹦跳一飘一落的，简直可爱极了。这小不点儿又喜庆、又听话、又乖巧、又机灵，从不惹祸，人见人爱，在“海里”的女孩儿中知名度最高。无论大人小孩，都不由得被她吸引了去，自然更是她爸爸的掌上明珠。

在称谓上，中南海有个通例：孩子们对比自己父母年长的，叫伯伯、妈妈；年轻的，叫叔叔、阿姨。仅对朱德总司令例外，因李讷叫“爹爹”，大家也都一律称“朱爹爹”。妞妞的爸爸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大小事务总管，理所当然成了最著名的孩子王。本来，对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我应叫尚昆叔叔、李妈妈。按通例，孩子们围着“孩子王”，你一句伯伯，我一声叔叔叫得挺亲热，只是妞妞嫌乱，噘起小嘴高声抗议：“什么叔叔、伯伯，他是爸爸！”“啊哈！爸——爸？”“叫我妈妈李妈妈，叫我爸爸就该是杨爸爸！”妞妞自有妞妞的逻辑，众人语塞！孩子们本来就跟这父女俩要好，又觉得这称呼挺好玩儿，便喊起“杨爸爸”。

“杨爸爸”还真当之无愧！他绝对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孩子们身上倾注的心血、感情和精力，可以说超过许多家长。我二哥失恋，父亲让杨爸爸以“组织”名义耐心与他谈话；我姐闹情绪想转学，不敢与父亲谈，找杨爸爸倾诉。我小时学画，杨爸爸看了点头说，“画得不错，就是缺个印”。不久，他找了两枚章石，让中办一位秘书刻了名字拿来，盖在我乱七八糟涂鸦式的“画作”一角，还真的提气增色。我13岁那年当兵锻炼，在小西门站岗，杨爸爸几乎天天借中饭、晚饭后的散步，绕道来“查哨”。因为正赶上“大比武”，训练多，他亲自调阅检查我们各训练课目的成绩，在放影厅“通报表彰”，鼓励各家孩子下乡、下厂、下连队锻炼。

我出生时，周围大多是军人，可以说生于军帐，长在兵营，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论从哪方面讲都笨笨的，大人们总喜欢逗着玩。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另一个叔叔做柄刀，我整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后的一天，记不清是谁给我画了一副肩章，花里胡哨的，用别针钉在肩膀上，我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正巧杨爸爸走过，细看了看：“跟我来。”我莫名其妙，欢天喜地跟着到了怀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元帅和小平叔叔在门口说着什么，杨爸爸拉着我过去：“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几位老总围着我，躬身眯眼细看我的肩章，陈毅叔叔嘟囔着：“嗯？肩章还有字呐——‘芝麻酱’！”顿时一片爽朗的大笑。小平叔叔按着我的脑袋，把我推进会议室里，更是引出哄堂欢笑。在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间，我鼓肚昂头，可以想象，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杨爸爸将我拽出怀仁堂：“去！玩儿去吧！”我简直是飘然欲仙，脚底生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我的别称“雅号”，甚至到三年困难时期，我窜到哪个大灶食堂，大师傅还冷不丁拿出五分钱一小碟的芝麻酱免费供我解馋。这在当时，可是极其罕见、特别实惠的优待。

五十年代，因居住相邻，有四家在中南海西楼饭厅吃饭。彭老总和杨家人口少，吃得好。我们和朱爹爹家孩子多，平日都住校，一到节假周末，就是大盘大盆的端上桌，颇有些“瓜菜代”，成群小崽子眼巴巴瞅着装斯文。家长一走，顿时斯文扫地，哄抢作一片。每逢此，彭伯伯和杨爸爸就把暗中多加的饭菜端过来，看着大小孩子风卷残云，争食抢饭舔盘子，连指挥带议论，中间也连带些许回忆和感慨。我是个乖孩子，埋头海塞时也留意过。只记得，两位老人家一边瞧热闹，一边说起长征过草地。后来，我才知道他俩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过草地时，我父亲也在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而毛伯伯、朱爹爹在长征中就更是无人不晓了。我听说，他们历经无数最惨烈的浴血拼杀；眼下，又沉浸于这种细心呵护的舐犊之情。那“耳濡”与这“目染”，有如天壤不一。然而，置身其中又那么自然、和谐与真切。这一场景之所以深刻于心，也缘于之后不久就发生的庐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