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一天晚上，我们4个孩子在上海康平路的家中已经上床睡了。忽然，爸爸办公桌上的红机子电话响了，这是保密机，我立刻起床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亲切熟悉的声音，是邓颖超妈妈！

邓妈妈说 “六六，听九局的同志(注：指公安部九局)说柯老准备回上海了，你周伯伯要我马上给上海打个电话问问。”

我说：“我们没有听说啊？爸爸还在广州，我明天让妈妈给您打电话好吗？”

邓妈妈说：“周伯伯很不放心，希望柯老不要急于回上海工作。柯老动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很不容易把身体调养得刚刚好起来。周伯伯说，要柯老再安心的休养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得更好些再开始工作。”

挂了电话之后，我马上打电话把邓妈妈的话转告给在广州的爸爸妈妈。妈妈后来告诉我们，爸爸得知此事后十分感动，说：“总理日夜废寝忘食无私忘我地为党工作，体贴入微地关心同志、爱护干部，心里唯独没有装着他自己。”

无中生有的“以柯代周”说

周伯伯对爸爸的关怀，表达了他对革命同志火热的感情。这无比珍贵的同志间友情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体会、理解与获得的。这种友情也不是什么人能够随意诋毁的，这种深厚真挚如同亲人般的友情，只能在共同经历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工作之中，建立起来。周伯伯十分关心上海的工作，给予中共上海市委以巨大的支持与帮助。

1956年至1973年担任厂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周家鼎回忆：“柯老对中央工作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他的水平是很高的，眼光很开阔，对中央的意图领会得很透。那时，讲综合国力主要是在上海。在上海研制火箭、导弹，我知道上海在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等等工作，是全力以赴的。总理很关心上海，经常去上海。柯老到北京开会时，就到总理这儿来 我跟柯老接触，觉得他老人家很风趣，很乐观，爱讲笑话。

“50年代中期，中央一些同志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根据国力主张建设发展的速度要放慢，毛主席则主张要快一些。柯老根据上海当时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快一些。这在当时，是对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上的两种看法，不能说是谁反对谁。

“1965年4月，柯老在四川成都生病，得的是胰腺炎。这种病很危险，总理很着急，毛主席和中央都很关心，总理立刻把北京的专家派去给柯老治病，由保健局长黄树则带队。柯老去世，中央感到损失很大。”

1958年4月20日，周伯伯在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搞多点、好点、省一点；一种是搞慢一点、差一点，就看你的条件和方针。

原任爸爸的政治秘书的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老原来的发言稿是在上海起草的，准备批判经济建设里的‘少慢差费’，柯老一到北京之后，就决定不要在上海写好的稿子，从江苏代表团找了俞铭璜，另外起草发言稿《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