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爸爸的身体不大好以后，妈妈有时陪同他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因我是家中长女，虽然年少，蚂妈还是把管理家庭财务的事情交给了我。我也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当起家来。比如，每晚跟炊事员叔叔商量明天买些什么菜，每周结算伙食账等等。爸爸妈妈出差回来，发现妈妈交给我过日子的钱不仅没有超支，还有节余。周伯伯到上海听说之后，高兴地表扬我年纪不大就学会当家过日子了。

同志情深意又长

爸爸很敬重周伯伯。

1963年5月12口，爸爸正在杭州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周伯伯要来上海听取有关方面对万吨货轮“跃进号”在外海沉没的调查汇报。那天有浓雾，飞行条件很差。爸爸闻讯立刻动身，命令司机郝俊，一定要在总理的飞机落地之前赶到上海龙华机场，他要守候专机平安落地。

郝俊回忆：“首长向来不喜欢开快车，但是那天我的车速很快。开到后来，连警卫车都被我甩在了后面，不见踪影。当车子开到上海龙华机场门前时，总理的专机正从我们的头顶上方飞过。那天，我开创了从杭州到上海最短时间的行驶记录。”

爸爸常年抱病工作，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医生确诊他患肺癌，需要手术。

日理万机的周伯伯亲自坐镇上海，对爸爸的治疗工作做出了缜密的安排。他到华东医院一楼西病房看望爸爸，转达党批准进行手术治疗的决定；他指示中央卫生部组织国内最优外科专家、麻醉师、外科护理人员，汇集上海华东医院参与治疗工作；他多次参加医生们的会诊，讨论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及万一发生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争取万无一失。

长期在周伯伯身边工作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1964总理为了柯老动手术的事，在上海参加过多次医生会诊会，研究了好长时间。我站在门外听着，到现在还记得他们说癌细胞分几种形态，柯老肺部的癌变属于比较好治的一种。总理在上海开会，听汇报，亲自安排给柯老动手术的工作… 对柯老的手术方案，总理研究得很细很细。”

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李建民回忆：“1964年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总理由长沙飞抵上海。当时柯老因病住院，总理为了柯老的病而专程来沪。总理一下飞机，就一直在谈有关柯老的病情，在车上谈，下了车也谈。总理去医院看望柯老，参加了医生们的会诊，当天下午3时10分飞回北京向主席汇报。1964年4月19日下午3时1O分，周总理再次由北京抵上海。”下面是李建民于1964年4月21日写的日记：

周总理在1964年4月19日深夜零点，让成元功把我叫去，亲手给我一封信让我送交给钱信忠部长，限20日晨6时正送到。当时钱部长住在衡山宾馆，我于20日晨5时前，将信交到钱部长手中并转达总理的话，问钱部长：“还有什么要求？”钱部长说“一切按总理的指示办，已经安排好，我现在马上去医院．”让我回去转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回来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很高兴 。(注：信中询问为柯使用的麻醉药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