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2月17日到周恩来经过一段从保安出发，骑在骡背上到延安，又是长时间的等待张派飞机来接，及至飞抵西安时为止，时局已经大变。南京的力量对比正朝着中共所不希望的方向转变。审判蒋的主张开始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就在这个关头，斯大林插手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不经意的沙文主义方式，对中共的利益采取如此轻蔑的态度，以至于毛气得都说不出话来。远非一次“革命事件”，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张的兵变是“另一次日本阴谋……［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破坏高涨中的抗日运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鲁莽的声明，连国民党都瞧着它很可笑。在一份抵达保安的时间与周恩来到达西安的时间相仿的电报中，共产国际总书记乔治?季米特洛夫对说张 的行动“客观上损害”了反日团结是什么意思做了解释，并建议中国党“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以后逐渐显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11月份，在毛不知就里的情况下，斯大林决定做出新的尝试争取国民党政府成为一个盟友，反对刚刚由日本和德国建立起来的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安全条约的谈判。蒋的被捕使这一切化为疑云。对斯大林来说，中共关心些什么是不相干的事：阻碍世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允许的。
莫斯科与中共领导层之间的摩擦很难说是新闻了。但是，在以前，责难的问题总是很微妙的。谁能够肯定地说，莫斯科就不兴犯什么过错，或者继任的中国领导人就不会误解了莫斯科的路线？1936年斯大林的谕旨可就不一样了。苏联的绝对可靠与同志情谊的神话给摔得粉碎。
他的调停更是十分难堪的，因为到最后，这次事件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共业已接受，无论张学良的姿态和南京方面的发展如何，除寻求一项和平结果外，它无可选择。斯大林下令的效果只能是暗中动摇毛的地位，毁掉共产党人在张学良眼中的可靠性，并且，至少在理论上，在蒋介石走向谈判桌的动机上改观颇多。
然而，到那时为止，事态已经发展出一种自身的动力来了。总司令本人已经清醒过来，主张调停了。22日，宋美龄与她的兄长宋子文也到了西安，与张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突然而起的那样，这场风波也突然结束了。圣诞节那天，蒋飞回南京。少帅为显示忠诚起见，也与他一起去了。
总司令被囚禁时紧闭着的大门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可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以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样声明，西安事件是转折点，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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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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