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
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指示信。
事后得知，这位军代表只向机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戏剧性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对受审查的人有“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实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我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批判他的人诡辩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
相关报道：
相关新闻
|
编辑：
梁昌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