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到重庆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反右”中，康心如被划为“极右派”，撤职降级。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1950年代初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作教师，但他有“历史问题”——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在那里与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常跟他聊天，拉着他的手一起在山间公路上散步，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此事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却被人诬告，从此康国雄背上了“蒋介石的干儿子”的黑锅，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文革”中更是多次遭到批斗。
康家因此请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以求得帮助。于是，就有了周恩来三保康国雄之事。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钊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总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这封信什么时候发出，周恩来什么时候收到的？不得而知。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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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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