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周恩来为何三次力保蒋介石的“干儿子”
2007年12月08日 11:37南方周末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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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到重庆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反右”中,康心如被划为“极右派”,撤职降级。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1950年代初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作教师,但他有“历史问题”——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在那里与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常跟他聊天,拉着他的手一起在山间公路上散步,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此事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却被人诬告,从此康国雄背上了“蒋介石的干儿子”的黑锅,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文革”中更是多次遭到批斗。

康家因此请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以求得帮助。于是,就有了周恩来三保康国雄之事。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钊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总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这封信什么时候发出,周恩来什么时候收到的?不得而知。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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