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家人

她的答复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鲁迅从厦门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广州)说：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更向旧的社会进攻。当时，鲁迅因为‘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追捕，离开北京不久，他急于寻找战机，联合战友，才想到广州去参加战斗。因此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但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开始大屠杀。鲁迅当日不避危险，参加紧急校务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他就坚决辞职，表示抗议。成仿吾说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后才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是篡改历史，有意诬蔑鲁迅。我在北京见到成仿吾时，的确提到这件往事，那是我向他打听：他是否秘密地到过上海？他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说明他是通过鲁迅才和党接上关系的。当时我并没有说过什么‘鲁迅也有错误’这一类的话。”

可以看出，母亲的回答仍旧心平气和，仅是据实说明真相而已。后来山东大学的学生将之作为批斗成仿吾的炮弹，那是母亲始料不及，也是她不愿看到的。

“文革”中的波澜

事实上，在“文革”中，母亲一直关注和同情李初梨的遭遇。当时我们住的景山前街7号与李初梨隔壁相邻，得知李家遭到抄、砸，破坏严重，她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同时也开始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和我商量怎样避免红卫兵闯进我家来造反。按当时的风气，惟一的办法就是高挂、多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因此一时间，我们家里的镜框都覆盖了毛主席语录，家里的“四旧”属于我的不少，为了避免讲不清惹来祸害，遂将我日常摆弄的那些无线电零件、电子管、外国古典音乐唱片统统交给我的大孩子去砸。叮叮当当敲了半天，统统砸成碎片才罢休。还有孩子们喜爱的小人书、连环画册和外国童话故事书，全卖给了废品站，为此他们伤心了好几天。院子里原来种着好些耐寒花木也统统挖掉，改种向日葵、玉米和蓖麻。每逢母亲要外出，我们怕她年老遗忘，总要检查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是否佩戴端正，“红宝书”是否放在随身小拎包里。这是家里人谁都有责任做的检验工序。我们临街的大墙原来光秃秃的一色青砖，没有大标语，我们怕革命警惕性特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红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心里才踏实下来。

在这惶惶不安的日子里，母亲的身体愈加衰弱，经常心率过缓，心绞痛频频发作。不想就在此时，被造反派夺了权的北京医院，竟将她的医疗关系，跟领导干部和所谓“资反分子”一道驱逐了。她被转到设备较差药品供应又不多的北大医院去就医，以致后来造成令我悲痛终生的后果。

注：文中的“我”指作者周海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