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期的许广平

隔了一天，又通知见“首长”。仍是这个地方、这个阵势，边上仍然没有旁人，空空荡荡，只有江青在座，她开门见山讲：“材料看了，时间嘛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许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买飞机票。这次来上海不要告诉别人。”

对成仿吾谈话的看法

在这风平浪静的1966年5月，我们母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领受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对于母亲奉命写的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说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结论。而对于我来说，重读旧文，感慨万千，不禁又忆起当年母亲苦思冥想时的烦难和无奈。

从这次神秘的上海之行后，我发现母亲有些变了。在去之前，她似乎也感觉到政治形势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却又什么都不知道。她虽是党员，又有人大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显赫头衔，但能让她接触的中央文件却不多，平时只能通过报纸和大参考来了解形势，有时还靠“马路新闻”来补充。她内心只有一条：虽然自己年老多病，仍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时时事事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因此，尽管那时她的心脏病已很严重，但只要心率稍稍正常，心绞痛和缓，便要拿起报纸来看，重要的段落还要亲自加以抄录。她常常独自默默地在想着什么，说话似乎也少了。另外，也许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她还重抄了《风子是我的爱》等两三篇文章(直到她去世前的1968年1月21日，母亲才向我们透露，这篇《风子是我的爱》，是她向父亲的定情之作，她解释说：风就是快、迅，指的就是父亲鲁迅——海婴注)。

同年7月初，有一天全国妇联接待室来电话说，山东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王永升等几人，要求面见母亲，了解她对成仿吾的看法。他们提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对成仿吾的看法，你在《鲁迅回忆录》里和现在有性质的不同，为什么？二、1958年你与成仿吾的谈话内容。

事情的起因是1959年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访问山东大学时，有一份成仿吾校长的讲话记录稿。当时彼德罗夫问他：革命文学争论时期，杜荃(即李初梨——海婴注)等人为什么要猛烈批评鲁迅？成仿吾回答说：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是后一辈，彼此有些矛盾。我们对鲁迅不满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皆抛离广东，而鲁迅却前往广东，他是被朱家骅利用，做了广东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他落后处。直到他后来发觉，才回上海。太阳社“左”得厉害，创造社态度比较中间，李初梨批评鲁迅针对的仅是鲁迅留在广州这件事。

“当时与鲁迅进行理论斗争是有的，但与鲁迅对立的是太阳社，鲁迅把我们和太阳社混为一起了。一九三一年鲁迅说我们是流氓(我们皆已入党)，这是错误的。但从那以后，鲁迅转变了，对我们很好了，一九三一年底，我从苏区(湖北打游击)到上海找党中央，鲁迅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见面很高兴。去年我见许广平，向她感谢鲁迅的帮助，许广平说：‘鲁迅的错误很多’。”

对于成仿吾的这次谈话，尤其是向外国人士这样讲，引起了学生的疑惑，为此，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澄清。

对于这种事关历史真实和父亲名誉的大事，母亲理所当然有权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