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到苏联的幼儿园参观，孩子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们回答：“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太太感到晦气，赶快离开。

这两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了我们对金钱、爱情的态度。我对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曾山和我深入谈过几次话，起初他对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后来，曾山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坚持回乡务农的婆婆

曾山妈妈一辈子很苦。家里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解放了，还是在农村劳动。曾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她才同意来上海。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曾山还坚持把孩子们的伯母、叔母也接来上海。婆婆、兄嫂、弟媳在上海时，我陪着她们转了几次，但她们都是小脚，也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转了转。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乡。

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也好，你们对我也好。可是我在这里不习惯，睡不着觉，老想家里的鹅呀猪呀。”

妈妈劳动惯了，闲不住，老人都这样，金窝银窝，舍不得家里那个老窝。家里还有房子，老房子比较旧了，但还能住。分了好几亩地，自己养了鸡鸭，鱼塘里养了鱼，院子里还有柚子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女的，没有男劳力干活，那在农村就很困难。但妈妈不想给曾山增加负担，想着离开后，曾山可以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曾山很孝顺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老母亲和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尽些孝心。所以刚开始他不同意妈妈回去。

妈妈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活干，坐着又吃又穿又用，要花不少钱，回到乡下，不能干重活就干点轻活。”

看到妈妈手足无措、坚持返乡、没着没落的神情，曾山也没有办法。那时曾山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更没有什么星期天，虽然母亲在上海，也没有时间陪她。曾山与我商量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是老党员，工作不能不做呀。妈妈苦了一辈子，劳动了一辈子，享不了清福，不让她干农活，她比什么都难受。可让老人家回家乡，没人照顾，她那么大年龄，还要劳动，我确实是不放心，怎么办？”

由于老太太执意要回乡，最后我们也只能同意了，安排两个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老人家回到家乡后，还像以前年轻时那样要强，轻活重活都干，由于生产和养猪搞得好，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妈妈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曾山和我们全家人都惦记她。1962年，我和曾山回乡探望老人，他感慨很多，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家慈”是妈妈康春玉，勤劳慈祥，生育了五男二女，有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长大成人，哥哥延生和弟弟洛生为革命英勇牺牲，家慈的七个儿女只剩下曾山一个人。下联是说父亲曾采芹，为人忠厚，在孩子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以教书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敌人逮捕，他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中。曾山给妈妈讲对联的意思，老人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