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罗老常参加上海政协和作协的一些会议。他爱好发言，总是直率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跟当年那些惯说空话、套话的人截然不同，因此常遭到批判和嘲讽，而一贯锋芒毕露、自视为“天生革命家”的姚文元之流更经常对他进行尖刻攻击，还恶毒地给他一个诬蔑性外号：“谬论大王”。但罗稷南不为所动，仍我行我素，表现自己的独立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稷南自然受到冲击，他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中国爱伦堡”。我同他都是在出版系统受到冲击的。我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作品而成为重点挨整对象，由于江青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我就成为“肖洛霍夫中国代理人”和“中国肖洛霍夫”，全家遭殃。“文革”初期，我和罗稷南等都在出版社蹲牛棚，共同经受许多非人的待遇，遭到造反派种种匪夷所思的虐待和侮辱。现想起几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有一次，造反派想出十分恶劣的一招，强迫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等人相互打耳光。有些身为出版社领导的人竟也毫不反抗，动手打人，但罗稷南拒绝这种卑劣的行为，毫不畏惧，始终不动手，尽管遭到造反派的训斥和怒骂。这事显示出他刚强的性格和正气。

翻译家王科一因翻译《十日谈》等名著并坚持个人自由翻译而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王科一当时是出版社编辑，因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杀身亡。当年凡是自杀的一律被斥为“反抗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勒令所有靠边的人都要表态，写大字报，斥责王的自杀行为。罗稷南也被迫贴出大字报。这事离现在已有三十余年，但他那张大字报的风格与众不同，坚持说真话，所以至今我还记得其中部分字句。他写道：“我与王君素昧平生，他的情况我并不清楚，但自杀是一种非自然死亡，我不赞成……”。

他的大字报一贴出，造反派大为生气，立刻又当众训斥他，说他至今认识不清，同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这一件事再次反映出罗稷南刚正不阿的坚强个性和独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