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老习仲勋

习仲勋和群众心连心，他连忙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万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作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应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分子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5月6日，港英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增调军队、警察1400余人，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余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气氛相当紧张。鉴于内地群众逃港人员越来越多，从1979年初起，港英当局一改过去做法，对逃港人员采取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就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广东群众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有的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中央下令坚决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1979年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王震、纪登奎、方毅、陈永贵、谷牧、陈慕华、金明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了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关于广东偷渡外逃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港英当局对我群众外逃反应强烈，香港媒体大量报道这方面情况时，李先念说：港英当局现在可焦急了，对外影响坏极了。港督麦理浩上次同我们谈，态度是友好的，说这是暂时现象，相信中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条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余秋里插话：确有坏人煽动外逃的，要打击）政策上不能太软弱了。

当汇报到有些干部千方百计找港澳关系，没有关系的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出去时，李先念说：有人为了找外边关系，不择手段。对有些人，要惩办。可耻！当前问题很严重。要同仲勋同志谈一下，要好好抓一下。中央起草个文件。送华（国锋）、邓（小平）批一下。用国务院、军委名义批发也可以。

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每人平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余秋里插话：我们抓，香港也抓。两方就配合起来了）

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慕华同志同各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不合理的，要顶回去。给几部汽车没有问题，北京那么多车，调一点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