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杭州

除了处理这些事情以外，主席把主要精力仍放在起草宪法的工作上。他几乎终日伏案工作，和秘书们一起讨论研究起草宪法的有关问题。由于主席的高度重视，起草班子的人员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丝毫不敢懈怠，连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３月14日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来杭州，有时一年就来二三次，最多一年来五次。主席来杭州不是来休息，是来工作的，而且是来处理党和国家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的。如改造资本主义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决定；后来的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40条》）；“大跃进”后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简称四清运动《前十条》）；以及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等，都是在杭州讨论和形成的。中央在杭州作出重大决定，主席都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届时中央各常委、大区书记、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书记，都来杭州参加会议。这时杭州就成了全党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此时也是我们警卫工作任务最重，责任最大的时候。

讨论《农业发展纲要４０条》时，因为是研究农业问题，开始时没有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参加，到会议快结束要通过决定时，才叫他来杭州的。会议代表都住在大华饭店，住房很紧张，罗瑞卿同志只好住在如今老北楼楼梯口的半间房里。罗瑞卿对农业发展纲要内容很关心，在大会讨论时，他提出要加一条，把农村地、富、反、坏、右这些当时作为专政对象的人员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列入农业发展纲要的内容。主席说这一条很重要。还在大会上表扬罗瑞卿同志，对制定农业发展纲要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来纲要只有39条，加上罗瑞卿提出的这一条，就成了40条。

我看主席办公累了，就劝他休息一下，陪他一起散散步。他对我说：“这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看来要一下子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看出主席这些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皮有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我根据自己的体验，请主席去爬山，这是调剂睡眠的有效办法。

摘自《王芳回忆录》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