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风速这样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周总理紧锁双眉，把那张电报纸捏在手心里，好长一段时间没说话。“是不是可以先起飞？西郊机场不能落的话就落到北京周围其他机场。好不好？”周总理提出自己的方案，很显然，他希望能得到我们的认可。我们已经看出来，周总理回北京的决心已是不可动摇，只好点头同意了。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一气上升到6000米，颠簸，继续爬高到7000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8000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到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领航员吐了，机械师吐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仍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见此，我们恨不得推机头降到6000米以下，因为下面的气流平稳多了。可是不能，当时空中飞行有一套规章制度，6000米以下是中小型飞机的飞行高度，周总理决不会答应我们这样做（据讲现在的高度配备有了改变）。我们不忍心让周总理继续受罪，准备就近找机场降落，并派一个人到后舱向总理请示。周总理一见到他，马上强打精神，关切地问：“你们怎么样？还能坚持吗？”看到总理此时仍想着别人，这位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他知道没有必要说什么。

大家咬紧牙关工作，飞机终于返回了北京。（据王进忠回忆）

1974年12月，重病中的周恩来要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问题和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机场，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来。总理的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

我看总理骨瘦如柴的样子，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总理沉默着，什么都没有说。估计他已经看见我的泪水，也有些伤感。

1974年12月22日深夜12点。“叮铃铃……”一阵响亮的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抓过话筒，自报家门——“我是师长杨扶真！”“杨扶真啊！我是叶剑英。23日中午1点钟，周总理要去长沙。你派噪音小的三叉戟吧，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我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周总理生病住院的消息，听到叶帅说总理要去外地，以为总理恢复了健康。待叶帅话一停，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电话那一头静静地好大一阵子没有回音，我疑惑地对着话筒“喂喂”地叫了几声，叶帅这才回答道：“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原来就在周总理临出发的前几天，医生又发现他大便里有血，需要检查治疗。可离四届人大召开只有20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主席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毛主席汇报。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只有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