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陈毅与粟裕

那会儿时兴毛主席指示贯彻执行不过夜，我们分社女记者韩舞燕去这家工厂了解有关情况，有幸见到陈老总。只见他坐在小会议室的角落里，只抽烟，不发言，但小韩觉得老总那张脸还像从前一样威仪俨然。厂里有位刘师傅也曾对我说过：“陈老总的处境虽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但他襟怀坦白，感人的真诚没有变。”老刘还说：“我与他说话很投缘。有一次老总问我：‘在厂里，你是哪一派呀？’我说：‘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一派，保皇派。’老总接上说：‘我也是保皇派，最大的保皇派。’说完嗨嗨地笑起来。记得老总还说过：“我总认为，如果中央有人犯了错误，领导层用开会的形式，也可以解决嘛！为什么非要搞这么一场运动呢？实在不理解。”

我到石家庄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全省先进单位――正定县三角村生产大队。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小刘曾对我谈起陈老总到三角村参观的事，令我感慨良多。他对我说：“陈老总那次来，是我接待的，可以把全过程讲给你听听。”

有天上午，村前来了一辆灰色小汽车，最先下来的是张茜同志，她微笑着对大伙儿说：“陈老总向大家学习来啦！”她这一说倒把我的脸说得火辣辣的，因为我们中间，除大队领导外，县上领导一个也没有，我算是最大的‘干部’啦。接着陈老总也笑眯眯地下车了，我觉得老总的脸色不算好，不像照片上那么精神了，车上只有一名司机，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们把他们请到大队会议室，没有准备烟茶，只有大碗白开水。对这种接待规格，陈老总并不介意，依然说说笑笑，挺和蔼的。我抽的烟是两角六分钱的上海“飞马牌”，想敬老总一支又不好意思，倒是老总先开口了：“小同志，你抽的是什么烟呀？”一句话使我明白过来，老总大概没带烟，赶紧给他敬了一支“飞马牌”。老总接过烟，又掏出一元钱，请队里人到村供销社去买烟，买来的是郑州出产的两盒“前门牌”烟，他给在座每个人递了一支。他的表情挺亲切，说的四川话大家也能听懂。记得他还就近到庄稼地看了看，走访了几户社员，我们也没给社员介绍他是谁，他看到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生活依然很苦，心中不是滋味，这从他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来。

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县位于太行山麓，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晋冀鲁豫地区129师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战斗的地方。陈老总来到这里，像旧地重游似的，处处有战友的足迹。我在赞皇县听说，当地领导对于陈老总并不管“接待要低规格”那一套，使他感到宾至如归。赞皇县出产的大红枣，肉厚香甜，远近闻名，县里要送他几斤，老总一定要自己掏钱。消息传到省里，不料那位“文革”初期奉命接管北京市委，后来成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北王”大发雷霆，说什么“他陈毅下来是接受改造的，下乡去买的什么土特产呀！”有人对我谈起这件事，使我想起“龙困沙滩，虎落平阳”的故事，心想省里这位领导也是个老革命了，假如还有点正义和良知的话，对当年这位叱咤风云，为党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的目前处境，即便不能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明打明地加以保护，也该在暗中给予同情和关爱吧，怎可火上加油，相煎太急呢？可惜他只唯上，不唯真，向轻点说，也许是缺少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吧，嗟乎悲夫！

平山县的干部告诉我，陈老总到石家庄后，第一次下乡是到西柏坡。在那里，他没有受到冷落，没有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使他心里暖烘烘的。他见到村干部像见了亲人，与他们一起吃了庄稼人的饭，喝了庄稼人的酒，像“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样。他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也许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话也多起来，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哪！”嘴角却有几分不易察觉的轻蔑，一位上岁数的村干部应对道：“你陈老总是甚样人，谁不知道呀！你可是有大功劳的人哪！”当陈老总返回石家庄时，刚走出村口，就被在田间劳动的乡亲们认出来了，大家把他围起来，每个人都想对他说几句话，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的汽车转过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