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受审
粉碎“四人帮”初期，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上都曾讲过《永》文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此后许多年报刊杂志谈到这篇文章时，也多沿袭上述说法，更有冠以“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的，个别的则直接说成是姚文元的杰作。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２００１年６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１９８３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１９９２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１９７４年调到光明日报社，１９７６年３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１９７９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１９８９年去美国，１９９９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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