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据《南方周末》党国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