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的这一思想被他用最直观形象的语言表达在他一系列的演说和文章中，例如，他曾定义人为“一件半成品”，并把“新人”比作革命车轮上的一颗“幸福的齿轮”，一颗“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

格瓦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呢？六十年代初古巴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从体制上为格瓦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国有化的经济目的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把古巴从农业出口国转变为工业国，这是由苏联经验所提供的道路。然而古巴从此便开始陷入长期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产量下降或长期徘徊（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因其财产被古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的经济封锁）。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古巴政界和理论界爆发了一场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发生过的理论论争，其焦点是两种经济体制的矛盾：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deceniralized self-finance）和中央集权的预算制（ceniral budgeting finance）。前者在理论上享有财政的独立自主权，通过市场与其它企业交换产品，其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企业的成功视其效益而定，个人的收入直接与劳动量挂钩。这种体制最先由农业部门提出并试行，后来外贸部门也随之实行，后一种体制与它相反，每个企业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这种体制主要在工业部门实行。论战的中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利润、价值规律和个人 利益等的关系，而两种体制的并存则表现了当时古巴经济政策上的矛盾。

身为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是中央集权的预算制派的主将，然而他的立场并非单纯地源于经济问题，而是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成份。从塑造“新人”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物质动力”（material　incentive）和“道德动力”（moral incentive）之间的斗争。他的观点首先以古巴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根据。针对论战对手，特别是当时担任古巴政府顾问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海的革命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道德不能单靠教育灌输的观点他反驳道：古巴的革命就是在完全不具备客观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由人的主动性和革命热情所促成的（这一点成为他后来“游击中心论”的基础，即革命条件可以由少数武装人员用暴力去创造）。另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雷纳·杜芒在考察了古巴的农业以后建议给在农场从事额外劳动的工人一定报酬，以利于他们培养起主人翁意识，但格瓦拉说古巴工人不需要这种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而是义务和责任感。总之，“物质动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标准。在一次采访中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个人利益，用精神因素推动社会发展。在工业部一次劳模表彰会上他宣布为劳模们准备了一点奖品，但却不打算在大会上拿出来，因为这种形式会给人以物质刺激的印象，“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实际上，他之所以成为最高经济领导人，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对经济事务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注意力毋宁说完全在经济工作的政治意义上。他的工业部长（最初应译为工业化部长）一职是卡斯特罗点的将，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似乎与他传奇般的游击战领导人的形象不甚和谐。然而，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样的安排正是革命向经济领域深入所需要的。他的银行行长的任命无疑让更多的人吃惊，尤其是他曾经说过要建立一个“不用钱的文明”。这里有一个后来格瓦拉在很多场合下开玩笑地说起的故事：

在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宣布要为新成立的国家银行找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闻言立刻举手自荐，卡斯特罗惊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答道：哦，我以为你说你要的是一个好的革命家！翻阅格瓦拉在这一时期的演说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对解决经济困难所提出的几乎是唯一的对策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为这是唯一与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相一致的解决办法，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次题为“对待工作的新态度”的演讲中他说劳动竞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任务”，“应该成为每个工人每天下班后的谈论话题”。但与此同时他又深深地为已经“摆脱了异化”、“不再是商品”了的工人的现实劳动态度所苦恼。他大声疾呼：工作应该是道德的必需！工厂应该是一个我们每天带着新的热情和乐趣前往的地方！劳动应该是美好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在另一次对共青团的讲话中他承认还没有在工人中培养起为劳动竞赛所必须的觉悟，他说他所领导的工业部老是在为劳动竞赛制定规章制度，但“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只想回家的工人”，这些纸上的规定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