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如此，过去报时讯号播音员的声音比较高亢，为了与整个治丧气氛和群众情绪相协调，改为低沉的男声，专门反复录音、制作。当录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播音员的报时是在最后一响之后，当最后一响响过之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各地开始默哀、鸣笛，播音员的声音与之重叠，气氛不和谐，也不够严肃。怎么办？最后请示决定只出讯号，不出播音员报时声音。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举行追悼大会的前一天，突然听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在追悼大会这一天也要报时的消息，也是为了执行《公告》的规定，可是与中央台的报时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台的报时是以最后一响为准的，细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是以“第一响”为准的，第一响之后还有一段《东方红》乐曲。两种报时讯号的时间差，外地听众不知晓，可北京市内清晰可闻，以谁家为准？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中央台不能说只准自己报，一纸紧急报告送到主管领导汪东兴的手中，他决定并通知电报大楼停止下午的报时，以中央台报时为准。

更难的问题是报时讯号会不会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相重叠。追悼大会下午3时开始，而宣布开始必须是紧接报时讯号的最后一响之后，宣布早了或晚了都会引起全国行动的不统一。可是，中央台不能指挥大会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联系，达成默契？后来找到一种办法，借一台收音机给大会主持人，让他听到报时讯号最后一响后开始。大会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会以后，他没有及时送还借走的收音机，粉碎“四人帮”之后，借送收音机一事作为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说明了事。这是后话。

在讨论报时的过程中，也曾经考虑过是否取消下午3时的报时，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为准。但这样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会有人问“中央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报时呢”？须知，那是个容易上纲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问题。故将此方案作罢。谁能想到本来司空见惯的“报时”竟引发出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难题，带来这么多复杂的关系。

如何报领导人名单

许多听众和读者可能不太注意这件事，可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极强的事，也是件困难而复杂的事，时政记者最为此伤脑筋，尤其是在动乱的“文革”之中，名单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报名单常有两种做法：一曰小名单，二曰大名单。小名单，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还包括几高几副，人员和排列次序都比较稳定。大名单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各部委主要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等，有时候视需要有所变动或增减。大名单很大，常有几百人之多。报大名单表明规模大、规格高、隆重，象征大团结，具有广泛性等意义。也有时候，为了报道人事的变动、增减，或有的人重新露面而其规格又不在小名单之内，更不便于单独报道，特意安排出大名单，把其包括在内。是播小名单，还是播大名单，都要请示决定。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毫无疑问应该报大名单。但是，从开始转播到大会开始中间的10分钟内报道，显然不可能，一是容纳不下，二是人员到会有先后，也可能有人临时来不了，很难一一核准，只能先报小名单。小名单也有39人（大名单近700人），到下午3时前，来了的就报，未来的不报，等大会结束时再完整地报一遍小名单，大名单留待播出大会的消息时再报。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

预告

《公告》中已宣布中央台转播追悼大会实况，还要不要预告，如何预告？按说不成问题，可中间在操作上遇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