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这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一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了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发生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　　”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闯过了五关而酿成差错！在中央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历史上也常有这种情况，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谨慎，越是接连出问题。有人说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就越撞人。古人云：“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这一严重事故是罕见的，发生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发生在这一重大报道上，谁能不心惊肉跳！当时急切需要沉着冷静，避免连锁反应，首要的是搞好安全播音，是稳定情绪，所以并没有马上做彻底追查。但是，台内外并不平静。当晚接到35起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人认为是由于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人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委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发来电报对中央台提出抗议，要求一定要追查清楚。的确，有关公安部门当晚曾派人来查询，了解情况后未再过问。但不久便传出“×××已经被捕”，事实上绝无此事。

这一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许多引人深思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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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泉，1940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做过编辑、记者、国际部副主任、主任、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1993年4月，奉调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一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今天读来仍觉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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