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被抽耳光的翻译官，鬼子从哪找到这么多会日语的中国人？

【军武次位面】作者：思明洲

我们看各种抗日剧就会发现，在所有的抗战剧当中，都会出现一种人物，那就是鬼子的翻译官，而且这个职位在抗战时期还特别的多，这可能是抗日神剧中唯一还有点合理性的设定了。

比如，华北日军的很多部队都是以中队，小队为单位分散驻扎在各个乡镇和炮楼。从理论上来说，日军每一个分散驻扎的中队和小队，就必须都有专职翻译官。会外语的前提是多少得有点文化，但是据《民国教育史》等材料的记载，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那些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还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有人以为民国就是《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这样的电视剧所描绘的那样，到处都是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生活悠闲，情调小资，求爱是浪漫，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

▲在影视剧里，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假民国

其实《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才是真实的民国，这些接地气的作品完整体现了什么是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饭都吃不上，受教育就成了一件非常奢侈且遥远的事情。

▲汪精卫这种水平的汉奸

日语倒是可以，但数量太少了

那么问题来了，在当时文盲率那么高，留洋会日语的人也寥寥无几的情况下。那么，日军是怎么实现了几乎一个村就有一个懂日语的翻译，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可能的任务呢？

总体来说，日军翻译官有几种，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有懂得汉语的日本人，这个不奇怪，还有大批既懂日语，又懂得中文的朝鲜人，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因为朝鲜历史上一直使用汉字，自从日本吞并了朝鲜以后，日本就开始在整个半岛推行日语教育，许多朝鲜人成了“双语人才”。因此，懂得日语和汉语的朝鲜人翻译官，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东京外国语学校“支那语学科”课上一景

担任日军翻译官的中国人，语言水平最厉害的肯定都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比如，李宗仁就提到过一个有助于抗战的翻译官——来自大连的何益之，不过现在大家都叫他夏文运。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律系，属于高级翻译官，在日军华南各机关总部任职，能与冈村宁次，板恒征四郎这些日军大头目接触，还能谈笑风生，关系非常好。

后来这个人被李宗仁策反，成为了中国获取日军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李宗仁曾经说过，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屡试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都不如第5战区所得可靠，军令部屡次嘉奖第5战区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但是因为化名何益之的夏文运，从满洲国时代就为日军服务，而且在汉奸政府级别太高，汉奸身份难以摆脱，军统一直想处决夏文运，起码也要关几十年。因此，在战争结束以后，还是李宗仁出面才得释放，但他最后还是只好去了日本定居。

但是，懂中文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数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每村一个”的水平，所以这里再来说说最传统的鬼子翻译官，就是那种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在华北大平原上跟着鬼子扫荡征粮的翻译官。

举个例子，1941年2月，驻扎在河北献县的日军部队是“山田大队”，也即“献县驻屯队山田部队”。这个大队有4个中队，但是编制都很小，总共就只有500多人，司令部在县城里面，第1中队在藏家桥，第2中队长是平田中尉，部队驻扎在凡屯。第3中队山崎中尉，部队在景河镇，第4中队在淮镇，队长是森下中尉。

从1941年3月开始，山田大队及其下辖的中队和小队，都成立了特务队，专门负责打探情报。光是在献县县城，山田大队就有80多人的特务队，其他各个中队也都有自己的特务队。

一旦得到情报，密探就会就近报告，随后当地日伪军就会出动，骑着自行车快速抵达。然后就是抓人，拷问，索要情报，以进行下一次对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到了1941年夏天，日军特务队规模越来越大，设置了5个科室，2个独立小队，4个作业班，还有大队长，副官，小队长，班长，科长，科员等等。

但是，如果汉奸不懂日语，就是发现了问题，也没有办法报告给日军。

日军采用了两个办法，其实，正是这两个办法，让日军在我国得到了大量的低级别翻译官。

第一步是让所辖各个乡镇，每一个乡挑选两三个头脑聪明的人出来当汉奸，不当也得当，而且还要打上“连环保”，以防止跑掉，一旦逃跑，就连保人以及本人家属一起杀掉。

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被集中起来办培训班，让种子翻译官教授他们学习日语和一些情报知识。最后，这些学员再打乱，分配到日军的各个小队，分队当中去。就是让这些人学习几个月日语，然后分到一个日本人堆里，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继续学习日语。

▲低级别的汉奸翻译官背地里不知吃了

多少耳光才能速成日语

那些日本下士官脾气都坏得跟狗一样，这些新学员哪里说的不好，就直接抽大嘴巴子，各种处罚。因为害怕挨打，结果这些汉奸学习日语的速度，还确实提高了很多。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所谓的种子翻译官，就是日军要想培训那么多汉奸学日语，总得有老师啊，要有一定的师资才行，日军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些老师呢？除了懂汉语的日本人外，最多的还是来自被殖民统治了多年伪满翻译官。

▲驻山东寿张县日本军宣抚班里的汉奸

这里介绍一个终身日语翻译——季德一，大连人，他的经历就很说明问题。日俄战争后，大连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被称为关东州的大连，甚至还是日本关东军名称的来源。季德一17岁就在日本人南满铁路干活，后来为了可以升职涨工资，就报名日本东京综合学校机械系函授班学习，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国学习了日本学校的函授课程。

▲中日混和，不中不日的“协和语”

也是实现“翻译”的招数

1939年，他就从东北来到华北，考取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宣抚指挥班翻译官这个职位。从1940年一直到1941年，季德一都跟着日军在山西扫荡，每到一个村镇，都开始烧草垛，说是八路军就隐藏在草垛里面。我们看很多抗日剧，日军一来扫荡，主人公就都躲藏在草垛里，其实这非常不真实。日本鬼子精着呢，一点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所以我们说抗战艰苦，前辈伟大。

▲日军也会编出诸如“軍用支那語

大全”来教会日本兵一点中文

这个季德一后来担任了伪军第24集团军的中校联络官，在这期间，季德一在林县抓住了一个当地农民，怀疑他是八路军的密探，就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导致其当场死亡。

到了1944年，经过日本人推荐，季德一担任了关东军第693部队翻译官，就在金州担任管理数千名被抓来的我国劳工的任务，当然，也有教日语。每天，身为翻译的季德一都在日本人的食堂吃饭，而劳工们每天都只能吃硬邦邦的带皮高粱米，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被折磨致死。

抗战胜利以后，季德一是资深汉奸，当然也进了监狱。他被新中国的法庭判了死缓，后来因为表现好改判为无期，最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1975年被释放。不久以后居然还赶上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这个资深鬼子翻译官又在一家服装厂当上了日语翻译。

▲《小兵张嘎》中“胖翻译”可能是

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翻译官”了

扮演者王澍还真是俄语翻译出身

抗战已经结束有七十多年了，今天的中日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都很多，日语在中国恐怕也要算第二大外语了，懂得中文的日本人亦不在少数。外语，是一种工具，当它被用来进行侵略战争时，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当它被用来搞和平建设时，可以实现互通有无——伴随着日剧、日本动漫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无论会不会日语，也不能忘记那段在中国大地上充满了“翻译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