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也能收集情报？──美国空军的对苏间谍活动

原标题:拾荒也能收集情报？──美国空军的对苏间谍活动

　　译者注：本文原文发表在2014年12月份出版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原作者是杰弗里•里切尔森（Jeffrey T. Richelson）。里切尔森是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高级研究员和顾问，并撰写过9本有关情报和军事专题的书籍。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美国空军并不仅仅是‘从天上’搜集情报的，也包括‘从地上’。”

俄国人绘制的表现美国人开展间谍活动的讽刺漫画，漫画中黑底白字的俄文单词的意思是“黑海”，右上方的空白处里的俄文单词的意思是“克里木”，漫画中美国佬望远镜上的俄文单词的意思是“挑衅”

　　自从其成立以来，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发和运行着大量“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系统以进行情报搜集、监视和侦察活动。这些系统包括飞行高度较低的无人机、高空喷气式飞机和卫星，并产生了高分辨率的图像或截获了大量的电子信号。

　　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空军主要是依靠“地面上”的手段来搜集情报的。人力情报活动──包括收集垃圾、拍照（公开和隐蔽地）并简单地与熟人聊天等──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来源。

　　不少收集情报的想法看上去似乎是挺有前途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收到什么价值。至少有四个夏天（从1953年到1957年），美军的空勤人员漫步在阿拉斯加的海岸线上，意在岸边寻找被海浪冲过来的苏联那边的东西，这一令人难以想象的任务被命名为“海滩拾荒者行动”（Operation Beachcomber）。

　　“在包装箱上印刷的数字或制造工厂的零件号码一直是情报信息的极好来源。物资供应线路、工厂地点、生产数据、单位优势和位置……可以从耐心的、长期的对这类材料的检查中被汇集在一起”，在1953年12月由阿拉斯加空军司令部（Alaskan Air Command）出版的《情报评论》（Intelligence Review）中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解释道。

　　“海滩拾荒者Ⅰ”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的行动，行动范围覆盖了704英里（约1133千米）长的海岸线，包括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的海岸线、从诺姆（Nome）到埃斯彭伯格角（Cape Espenberg）的围绕着苏厄德半岛（Seward Peninsula）的海岸线以及从谢夏里克（Sheshalik）到波因特霍普（Point Hope）的楚科奇海域的海岸线。

阿拉斯加州圣劳伦斯岛与苏厄德半岛（右）的地理位置

　　通过这项工作美国人发现了苏联方面的一种使用新型电子管无线电探空仪──这种设备令空军技术情报中心（Air Technical Intelligence Center）很感兴趣，以及印有生产和运输序号的木制品。另外美国人还发现了一个漂流瓶，里边装着一张写了些粗鲁俄语的纸条──这自然不具备任何情报价值。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的空军武官们在情报收集方面做得更好，他们在了解有关苏联军用航空和导弹相关能力的有用情报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苏联有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和“十月革命节”的阅兵中展现军事装备的倾向，而苏联的航空节航展对美国驻苏武官而言更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极好机会。

　　1948年11月，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Air Materiel Command）情报总监霍华德•麦科伊上校（Col. Howard M. McCoy）估计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关于俄国人的飞机的有价值的情报，以及有关新型飞机存在的第一手消息都是‘我们的空军武官在5月1日航展上和此前的练习飞行期间知晓的’。”

　　美国的空军武官们公开或隐蔽地在苏联的阅兵式上动用了他们能够带进去的最先进的摄影和电子设备。这些“最先进的摄影和电子设备”包括双目取景照相机以及各种装在三脚架上、配有变焦镜头和望远功能、能够拍摄静止和动态影像的光学设备。到1948年11月，美国人的照相机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使得他们能够得到在阅兵式上从头顶飞过的飞机的发动机、军械、航炮瞄准具、导航和通信设备的精细图像。

“混迹”于苏联莫斯科航展的观众之中的西方观察员和空军武官

　　现役空军武官爱迪生•沃尔特斯少校（Maj. Edison K. Walters）于1949年7月17日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图西诺机场（Tushino Airdrome）举办的苏联航空节航展（Soviet Air Day Show）。沃尔特斯少校汇报了21件事情，包括9架图-2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之间的模拟战斗。“所有观察到的开火射击的枪口焰仅来自于战斗机机鼻的下部”，沃尔特斯少校这样说道。他还搜集了一部分关于（出席航展的）苏联领导人的情报，他注意到约瑟夫•斯大林出现在了航展上，而且“看上去身体健康，而且也被太阳晒黑了”。

约瑟夫•斯大林（左）和苏联国防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共同出现在了1947年夏于莫斯科举办的图西诺航空节上。（译者注：此说法似乎不太严谨，因为苏联国防部是在1953年成立的，此前是1946年成立的苏联武装力量部，1947年时布尔加宁担任的职务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驻苏空军武官们将不得不在“不方便”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设备。有一次，沃尔特斯少校发现来自苏联内务部的人就站在他两旁，同时有三台照相机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还有一次，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保护屏障”，沃尔特斯少校把自己包围在了英国和加拿大驻苏武官以及他的妻子之间。据沃尔特斯少校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任何让我感到不快的人以‘观看节目’的表面借口而向我索要并使用这些设备的可能性”。

拥挤的人群正在观看苏联方面在红场阅兵式中展示的武器装备，那些手持照相机的观察者几乎可以肯定都不是苏联公民

　　美国驻苏武官们还针对苏联的工厂展开了间谍活动──尽管他们绝非是受这些工厂欢迎的“客人”。1950年4月30日，沃尔特斯少校拍摄了莫斯科附近一处机场的一部分，他是从机场对面的公路的北侧拍摄的。最终获得的照片中显示有2套雷达系统、9辆陆军卡车、4座用于容纳高炮班组及无线电操作员的小屋和8门高射炮。

　　美国的空军武官们还会收集电子情报。1953年3月3日，乔治•范•拉伊桑少校（Maj. George Van Laethan）正驾车行驶在通往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Vnukovo Airport）的基辅高速公路（Kiev Highway）上，他在背心上穿戴了一款袖珍的设备──这款设备能够截获雷达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并将其储存在钢丝记录仪（译者注：早期的记录设备记录信号时用的是金属丝，而非后来才采用的较宽的磁带）上。在这条高速公路以南13英里（约21千米）处，他的信号检测设备从一处正在施工的临时布设的新式高射炮阵地上采集了无线电信号。

　　1953年7月30日，在一次获得苏联官方许可的参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的拉明斯科耶机场的过程中，乔治•范•拉伊桑少校拍摄下了一架非常像B-47轰炸机的飞机。他拍摄的照片显示这架飞机比当时苏联的主力轰炸机图-4还要大百分之五十，且具有与B-47类似的尾部结构和机身。拉伊桑少校还报告说观察到了35架图-4轰炸机、25至30架伊尔-28轰炸机、15至20架米格-15战斗机，以及一些较小且未辨明型号的飞机。

1955年8月，一架早期型号的苏制图-95“熊”式轰炸机和两架米格-17战斗机从图西诺机场上空飞过

　　截至1967年，美国空军的“人工搜集情报”努力主要涉及两大组织：一个是位于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FB, Ohio）的“外军技术部”（Foreign Technology Division），该部门在西德威斯巴登空军基地（第3分部）和日本横田空军基地（第4分部）都设有分部。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空军进行了一次最终导致3架米格战斗机坠毁约旦的空战后，第3分部的人员迅速赶往坠机现场，这次行动被命名为“蓝飞行动”（Operation Blue Fly），其为美国方面“复原”这些飞机奠定了基础。

　　第1127战地活动大队（1127th Field Activities Group）进行了更大规模、更传统的人力情报搜集工作。该大队在1967年初下辖201人，包括59名军官、110名空勤人员和32名文职人员──也正是在这一年该单位获得了“美国空军优秀集体奖”（Air Force Outstanding Unit Award）。这些人以弗吉尼亚州的贝尔沃堡（Fort Belvoir，Va.）为基地，下辖总部、海外分部和8个国内站点（分别位于芝加哥、丹佛、底特律、洛杉矶、迈阿密、明尼阿波利斯、纽约和旧金山）。单单在1967年上半年，这些国内站点就完成了650多份情报报告。

　　该大队的活动之一是“哨兵•副驾驶”（Sentinel Shotgun，至于为什么这么叫请见后文）行动，该行动始于苏格兰。当时，进入或离开美国的苏联飞机──例如1967年7月运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A. Gromyko）的飞机──需要带一些美方护送人员。这些护送人员就由第1127大队的一位飞行员、领航员和无线电操作员组成，他们在苏格兰的贝勒斯特威怡（Prestwick）国际机场登上苏联飞机的入境航班，并负责提供护送直到完成飞往贝勒斯特威怡的出境航班为止。参与这些航班护送任务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在苏联飞机上睁大眼睛、竖直耳朵，尽可能搜集一切情报──这一切最终导致了1967年下半年15份情报报告的诞生。（译者注：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时期由于路上经常会有劫匪，所以总要有一个人坐在马车左边副驾驶位置上且手里拿着一杆枪以防万一，此后副驾驶的位置也被叫做“shotgun”，这里项目代号中的shotgun似乎也因这一典故而对应了美军人员“护送”的意思，也有可能确实存在美军的护送人员坐在飞机副驾驶位置上的情况）

　　“哨兵•副驾驶”项目的一个补充项目是“哨兵•警卫”（Sentinel Sentry）项目，根据官方历史，该项目的“表面目的”是为了确保苏联人没有飞越“不对外开放”的区域。在1967年下半年的5次护送任务中，当苏联飞机到达或离开时，第1127大队的成员们就会全程“护送”着苏联空军武官或他的助手完成前往纽约的飞行。毫无疑问，护送人员也在搜集他们所护送的苏方人员的各种情报──正如官方历史中所记录的那样，在两次飞行过程中，美国空军的护送人员“完成了联邦调查局方面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个项目是“哨兵•回声”（Sentinel Echo），该项目旨在汇集被北越释放的战俘所透露出来的情报。1968年2月，当诺里斯•奥弗利少校（Maj. Norris M. Overly）、约翰•戴维•布莱克上尉（Capt. John David Black）和大卫•马特尼海军少尉（Ens. David P. Matheny）被释放之后，第1127大队“规避与逃生分部”（Evasion and Escape Branch）的主管立即参与策划了针对这三人的情报汇报工作，重点是获取关于被俘、怀疑被俘或在行动中失踪且一直未归队人员的下落或死亡信息。

　　1972年，当美国空军总部指示将1127大队解散并将其职能转交给新成立的空军情报机构（Air Force Intelligence Service）时，第1127大队又在新的名目下被重新组建──原大队被重新命名为第7602空军情报大队（7602nd Air Intelligence Group）。虽然第7602大队的名字是新的，但其使命与第1127大队是一样的，包括进行全球人力情报资源的收集、协调和布置美国空军其他部门的人工情报活动等。

　　1973年，作为美国和北越方面达成的停战协议所导致的结果之一，第7602大队获得了大批释放战俘以搜集情报──比1968年第1127大队所获得的要多得多。北越方面于1973年2月12日开始遣返美国战俘，最后一批被遣返的战俘于当年4月1日回到了美国本土。截至1973年4月底，第7602大队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听取战俘汇报情报的工作，他们重点搜集了关于这些战俘在被囚禁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教训的情报。

北越遣返美军战俘

　　到1974年6月底，第7602大队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听取遣返战俘汇报情报”的范畴──他们的足迹遍及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中国台北、泰国曼谷、德国法兰克福和其他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所在地。

　　到1981年时，美国空军的中央人力情报搜集组织又经历了一次身份变化，其现在的名字是“美国空军特别行动中心”（Air Force Special Activities Center，AFSAC）。截至1982年12月底，该中心共有76名军官、99名士兵和77名文职人员。虽然这些并不能算是几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空军情报局的历史学家们在进行评估后还是认为需要更多的人员。美国空军特别行动中心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空军人力情报搜集活动的最高水准。在1984年间，除了位于贝尔沃堡（Fort Belvoir）的总部始终处于运行状态之外，另外还设立了三处位于美国本土的分支机构：两处在贝尔沃堡，另一处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外军技术部总部内。

　　1984年6月6日问世的一本名为《美国空军人力情报搜集活动中的亮点》（Air Force Humint Highlights）的小册子让人们得以一窥空军特别行动中心的工作内容，这本小册子是空军特别行动中心以合适的透明度向有关方面发布的，书中披露的亮点包括国防联络方案（Defense Liaison Program），以及有关苏东集团的军事能力、科学技术事项、第三世界和苏联导弹及太空项目的情报报告是如何产生的。

　　空军特别行动中心并非唯一一个参与人工情报搜集活动的美国空军机构。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驻欧洲的美国空军部队就开展过一项名为“路遇”（Creek Grab，译者注：creek在此表示的似乎是“弯曲狭窄的通路”，为简洁只译为“路”）的情报搜集活动。该项活动旨在探究某些“随机”的目标，即当美国空军的军职和文职人员──也包括其他受雇于美方的人员──获得了具有情报价值的消息之后对其进行分析。美国军方鼓励这些人员拍摄坠毁或正常停放在地面上的外国飞机。一份驻欧美国空军（USAFE）的条令中阐述了拍摄飞机的程序，并指出拍摄这些部位的照片将是最有用的：驾驶舱内部、武器控制系统、仪表板、座椅、军械、电气设备（包括航空电子设备、雷达、黑匣子等）、推进系统（包括进气道、可调的收敛-扩散喷管、燃油系统部件和副油箱）以及相关文件或管理记录。

在苏联举办的一次航展上，来自西方的新闻从业人员正在努力地拍摄

　　当其进入“黑色领域”或者说是秘密世界之后，情报活动或情报组织有时会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其他时候，由于预算削减或组织机构变化，就会出现装备或活动被取消或大幅度减少的问题。就美国空军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而言，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

　　1991年10月1日，随着美国空军情报司令部（Air Force Intelligence Command，AFIC）的成立，美国空军特别行动中心被“停用”，转而由情报司令部担负起了美国空军的人力情报搜集工作。两年之后，空军情报司令部被重新命名为“空军情报局”（Air Intelligence Agency，AIA），原先由司令部下属的第696情报大队（696th Intelligence Group）负责管理的人力情报搜集行动也转移到了情报局下属的一个“人力情报办公室”（Humint office）麾下。

　　那时候，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J. Perry）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小詹姆斯•伍尔西（R. James Woolsey Jr.）决定成立一个“国防部人力情报机构”（Defense Humint Service，DHS），该机构将把国防部进行的全部秘密的人力情报收集活动都囊括在内，并导致各军种只剩下极为有限的人力情报搜集任务──如果他们还想要开展这类任务的话，而且这类任务主要是搜集一些公开的、“非敏感”的情报，以满足某些军种特定的需求，因为这些是新成立的“国防部人力情报机构”所不能办到的。

　　美国空军的确尝试过维持一些搜集人力情报的能力。1995年8月，空军情报局第67行动支援中队（67th Operations Support Squadron）成立了一个下属的小组，旨在为50多位预留的审讯人员提供支援。不久之后，在1996年6月，自身拥有一些人力情报工作经验的迈克尔•海登少将（Maj. Gen. Michael V. Hayden）在第67情报联队（67th Intelligence Wing）下属的行动支援中队内指导成立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现役人力情报小组”（Active Duty Humint flight）。该小组的任务包括搜集和汇报人工来源（叛逃者、政治流亡者、旅行者等）的情报，并根据空军部队指挥官的要求窃取相关的文件。

　　2007年，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委员会”（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秘密服务机构（National Clandestine Service，NCS），国防部下属的人力情报搜集机构正式关闭，其相关人员也被转入了国家秘密服务机构麾下。与此同时，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美国空军开展了新一轮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代号“行动地点代顿”（Operating Location Dayton）。

　　2007年11月16日，升级版的“行动地点代顿”，即美国空军情报、监视和侦察局第6分遣队（Det. 6 of the Air Force Intelligence，Surveillance，and Reconnaissance Agency）正式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投入运行。这个新的分部预计有17名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情报搜集目标是中国、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秘密飞机研发项目。

　　后来，在2008年8月，美国空军官网发表了一则报道，称“美国空军的军官们重新为本军种建立了人力情报搜集能力……并将其作为一种核心的情报能力，专注于空军方面重要的人力情报需求。”美国空军情报、监视和侦察局（AFISR）局长约翰•科泽奥少将（Maj. Gen. John C. Koziol）说：“我们的努力正在使人工情报搜集活动重新融入空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武器系统之中，以满足作战需求。”

　　这份新闻稿还指出，这支分遣队将在未来几年内努力转变为一支中队级别的队伍。2010年8月，美国空军情报、监视和侦察局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启用了“全球活动中队”（Global Activities Squadron），这一预言成为了现实。截至2013年10月，该中队──包括该中队下属的设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夏威夷州珍珠港-希凯姆联合基地、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和华盛顿特区波林空军基地（Bolling AFB）的各个分支机构──在行政上隶属于位于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下辖的“全球情报搜集大队”（Global Exploitation Intelligence Group）。

　　未来美国空军在人力情报搜集活动方面的努力是不确定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过去关于应该分配给人力情报搜集活动的任务优先级的历史就是一部摇摆不定的历史。

　　第二个原因是外部的。五角大楼方面在不同时期一直试图集中控制所有部门和军种的秘密和战略性人力情报搜集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成立了“华盛顿战地活动支援中心”（Washington Field Activities Support Center），负责协调国防情报局和各军种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但是，该机构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被解散了──而且是在其被批评者们广泛戏称为“华盛顿复制和拖延中心”（Washington Duplication and Delay Center）之后发生的。

　　“国防部人力情报机构”的组建导致了美国陆军较大规模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努力的终止，以及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相对规模较小的类似项目的终结。然后，“国防部人力情报机构”也被撤销了。

在拉明斯科耶机场举办莫斯科航展（MAKS air show）时的情景。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崩溃使得西方人能够更容易地获得俄罗斯武器系统的照片，但就美国空军运用其空中力量而言，人力情报搜集活动仍是一项关键的（尽管与之前相比重要性小多了）需求

　　现在，随着2012年国防情报局下属的“国防人力情报搜集机构”（Defense Clandestine Service）的建立，美军各军种将会有多大的灵活性来开展自己的战略性或秘密性人力情报搜集项目还有待观察。考虑到建立涵盖整个国防领域的人力情报搜集机构的倡议被反复提出又叫停的历史，再加上各个军种对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在人力情报支援的协同上的不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军种愿意维持自身搜集人力情报的能力。

　　美国空军对人力情报搜集活动的兴趣可以通过一份由在负责情报、监视和侦察的副总参谋长罗伯特•“鲍勃”•奥托中将（Lt. Gen. Robert P. “Bob” Otto）主持下发布的文件而管窥一二，这份文件的名称叫《空军情报、监视和侦察2023：提供决策优势》（Air Force ISR 2023: Delivering Decision Advantage），其中写道：“美国空军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是一个值得进行适度但重要的投入的领域……空天领域特定的人力情报搜集活动要求并不会经常打破国家人力情报搜集系统所具有的‘行动优先权’的门槛。即使如此，这些要求对美国空军运用空中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得到满足。”

　　美国空军的人力情报搜集工作在未来能否再度兴盛还有待观察──当然了，只有那些有权看到这一切的家伙们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