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大洋一升油 好贵 汽车改装烧柴火 无奈

原标题：一块大洋一升油 好贵 汽车改装烧柴火 无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途汽车，大多有过“油改炭”的经历。

上世纪初，一座小码头旁的市民及装着美孚行“洋油”的小船。

昔日沙面岛上的“亚细亚集团”，是垄断广州能源生意的洋行之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沙面三大洋行垄断广州汽油进口生意

汽车烧汽油，历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读者你知道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广州，不少汽车烧的却是柴火——木炭。要说“油改炭”真是一点也不方便，车上要安一个硕大的鼓风炉，司机在行车过程中要经常停车“添柴”，车子还老是抛锚，害得大家不得安生。客车烧炭虽然缺陷多多，但胜在有一个优点——便宜。那时，沙面三大洋行进口的汽油动不动就要卖到一块银元一升，一辆客车加满油，就得花掉一个普通人三五个月的工资，不是土豪还真是烧不起。故而，本地人以“油改炭”来应对“高油价”，也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其间种种八卦，读来既颇有趣味，又可令人实实在在领略到“进步”一词的含义。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先机

街头刚见汽车影

洋行布局加油站

说来巧得很，1921年广州成立市政厅，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就在同一年，街头出现了第一批公共汽车，不过数量不多，只有区区四辆。此前，城内的远程客运工具除了船舶外，还有马车，1912年，广州出现了第一辆客运马车，其后数年间就增加到了几十辆，本地人也渐渐习惯了马车的出出入入。其后，随着“拆城建路”的推进，汽车渐渐增多，“得得”的马蹄声才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据《广州市志》的记载，到1937年，全市已经有了两百多辆长途客车和300多辆扬手即停的“野鸡车”，此外，富商巨贾购买的私家车也增加到了1000多辆，再加上近300辆拉风的摩托车，机动车在城内渐成气候。

要知道，当时并无国产汽车一说，大大小小的机动车几乎都是通过沙面洋行进口的。进口了车，就得进口汽油呀，后者更是源源不断的好买卖，洋行岂肯放过？上世纪30年代，广州有三大洋行从事石油产品买卖——即“亚细亚”、“美孚”和“德士古”，它们可都是沙面岛上的老牌跨国公司，其中，“美孚”于1894年在广州开设分公司，“亚细亚”于1906年进驻广州，“德士古”来得晚一些，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在广州站稳脚跟。这三大洋行在沙面岛上毗邻而居，几乎垄断了广州所有的能源生意。

所以，从广州街头出现第一辆汽车的身影起，它们就盯上了其中的商机。三大洋行都推出了很有杀伤力的“卡片”制度：广州有多少公路，有多少私家车，有多少汽车公司，每家公司有多少辆车，每辆车的耗油量多少，甚至汽车公司负责人的联络方式、个人爱好……全都登记在卡片上，并随时根据情况补充修正，从而在推销时投其所好，一举拿下。

此外，这三大洋行还早早建设加油站，最初，官方不许外商直接购地，它们就曲线操作，在香港注册公司，再选址购地，申建油站。经过这一番细心布局，不管谁想加油，都逃不出这三大洋行的网络，至于油价，当然也是由它们“相爱相杀”而定。

改装

汽车加装炭炉

司机提前生火

说起老广州的油价，其实只有一个字——贵！据记载，上世纪30年代，“亚细亚集团”每加仑（约5升）的汽油售价大概在5～6块银元之间，算起来，一升油就要卖到一块银元，换言之，一部小车加满油，就得花掉几十块银元，那时一名普通职员的月薪都到不了这个数，而按照购买力折合算一下，就相当于人民币两三千元，至于公共汽车，加一次油，怎么着也得花掉上百块银元，折合成人民币，就得四五千元，你说贵不贵？

虽说那时一辆车的售价动辄上万块银元，买得起车的都是土豪，可油价这么高，长此以往，土豪也未必不在乎啊。再说，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战事的临近，洋行更多地把汽油卖给了军方，卖到民间的汽油更是贵得离谱，土豪们也难免被“烧”得肝疼。

肝疼之余，人们就开始琢磨汽油的替代品，要说高手还是在民间，这个替代品还真被找到了，那就是升级版的柴火——木炭。汽车烧“柴火”，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在操作上也颇有难度。首先，车上得装一个硕大的“炉子”，炉子一边连上鼓风机，另一边连上管道往气缸里送煤气。每次开车前，司机先得提前半小时生火，然后一边烧柴，一边使劲摇动鼓风机送风，等煤气足够了，才能发动汽车上路。汽车“油改炭”后，不但动力弱了不少，还动不动就要抛锚，一抛锚全车人都得下去推车，走到半路，木炭不够了，司机还得下车捡柴火。

说起汽车“油改炭”后的种种窘境，人们总是摇头叹气，抱怨它“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但一想起只相当于一成油价的花费，大家也就心安了，毕竟省下了白花花的银元嘛。

所以，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油改炭”的汽车在广州大行其道，不管是雪佛莱、道奇，还是福特、大万国，大多在“车屁股”上安了个大炭炉，一路喷着黑烟缓缓招摇过市。没办法，谁让洋行进口的汽油卖得那么贵呢？

斗法

粤商土法炼油 洋行联手反制

读者或许会问，满城汽车“油改炭”，那洋行岂不是没生意可做了？你这么想可就有点天真了，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洋行进口的汽油压根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说，这三大洋行销售的拳头产品还不是汽油，而是煤油，那时四邻八乡，哪一家没有几盏煤油灯啊？三大洋行通过层层代理，将销售网络一直铺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赚得的利润比卖汽油多多了。只要是能带来生意的客人，哪怕是穷乡僻壤的火烛小店，洋行也要求自己的雇员降尊纡贵，“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免有伤他们的感情”（见于亚细亚集团当时内部发行的《石油手册》）。

对客户，洋行看似温情脉脉；但对于敢跟他们竞争的本地商人，洋行可完全是个“狠角色”了。1930年，有本地商人从进口柴油中提炼出煤油，贴上本土商标，以低于洋行的价格出售，颇受欢迎。接着，大家群起仿效，短短一年，广州就出现了100多家本土煤油厂，洋行一加仑（约5升）煤油卖四块银元，本土煤油一加仑才卖三块银元，一时间抢了洋行不少生意，大家还真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了。可是，洋行又岂会善罢甘休呢？要知道，本地商人的原料也是要通过洋行购入的，命门就在人家手里呢。于是，洋行一边联手将柴油价格提高一倍，加重本地商人的负担；一边自行从柴油中提炼煤油，以规避关税。洋行自制的煤油纷纷贴上“桃花牌”、“月光牌”、“经济牌”的商标，卖得比本土商人的成本价还低，这场激烈的价格战打了一年多，上百本地厂家纷纷遭遇没顶之灾。待本土煤油淡出市场之后，“桃花牌”、“月光牌”和“经济牌”等低价煤油很快就从市面上销声匿迹，三大洋行又回到了坐收垄断利润的“好时光”，大家也只好接着消费他们的贵价油。这一场激烈残酷的“商战”让我们再次确认，不掌握核心技术，还真就保不住自个的“命门”，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