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

原标题：我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

▲和同学在校门口合影，左一为作者

▲山西洪洞县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开门办学到雁北，师生 一起在应县木塔前合影

入学告诫：要发挥改造大学的责任，警惕不要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

教师顾虑：学员来自工农兵，有政治资本，生怕讲课出事被揪住

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很想上大学

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

能够上大学，和我插队时被抽调到工作队有关系。公社主任兼工作队队长王宝臣，是一位正派、爱才的领导，1969年我从太原五中毕业，到山西洪洞县插队。1971年开始从知青中优先招工。王主任对我说：我不主张你去工厂，如果有提干的指标，可让你提干。我问：提了干部，做什么工作？他说做青年或妇女主任一类的工作。我对他说：《红旗》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很想上大学。王主任说，那你就安心工作，等等吧。以后，无论是工厂还是其他地方招工，我都没有动心，一心等待大学的信息。

1971年下半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当王主任知道有关大学招生名额已经到了县上，立即让我去县里报名，并告诉我：你是咱们明姜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唯一人选。不久县里组织考试，考两项，一是政治，二是命题作文，成绩不公布。我感觉考得还不错，其实，也知道主要是靠推荐。记得有个县上的干部子弟，考政治将西哈努克写成努哈西克，还是被推荐上了南开历史系。

在县里，那些好大学、热门专业，早就让有关系的占去了。此次录取，知青很少，印象中也就两三个，其中一个上了体育系。不久我被告知，山西大学外语系录取了我，让我到县上与招生老师见面。山西大学来招生的是中文系的叶晨晖老师。叶老师见到我，问：你的档案我看了，你愿意上中文系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经过一场“文革”，很多人对学外语既恐惧，又认为没用。我非常仰慕那些外国名著的翻译家，但我知道学外语很苦，需要死记硬背，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要用上，而学中文对我来说就比较轻松了。叶老师大概看到我父亲是个作家，对我说：如果你同意，我来帮助你转系。于是，我就进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大学上下来

只考了一次试

当时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还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课程安排上，要求至少三分之一时间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悬殊。“文革”开始时，有人已是高二、高三的学生；我则刚上完初中一年级课程；还有人只学到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给我们安排了中国通史课。说不懂通史，怎能学好文学史？由原教育系的丁老先生上，期末考了一次试，我得了95分。很快，工农兵学员中有人以管大学的名义反对考试。从此以后，各门课再没有考试。

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教我们先秦文学。当时赶上批林批孔，姚先生不能按以往文学史的线索讲，只能讲儒家怎样怎样，法家怎样怎样。好在姚先生儒、释、道、法都通，不用讲稿，讲得很活。但他的晋南口音，让我听得很费劲，课也上得糊里糊涂。

古典文学，诗词是重点，从诗经到唐宋诗词，讲的也不多。那时老师们还把握不好古代诗人的阶级立场。记得《诗经》选的诗多表达劳动人民的疾苦，唐宋主要讲杜甫。元杂剧基本没有讲。讲明清时，下了乡。晚清小说，除一般地介绍《孽海花》、《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几部名著，杨芷华老师重点讲了一篇名不见经传的“苦社会”，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都忘记了。

现代文学因为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是“文艺黑线”人物，所以只讲鲁迅。高杰老师深爱鲁迅，讲课有激情。他选取的都是比较激烈的篇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我虽然希望多消化一些鲁迅的杂文，半年下来，还是没明白多少。

当代文学方面，杨雪瑞老师讲了一篇《朝霞》上的作品。外国文学，因为“资产阶级”的人性、情感太明显，只讲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要点是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性。比如，托尔斯泰本来想把安娜和玛斯洛娃写成一步步沉沦下去的“坏女人”，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作者对主人公由反感转向了同情。

最该生动、感性的写作课，内容更教条。大三时曹玉梅老师的选修课——学术论文的写作，反倒给我启发很大。所有的课，都没有系统，全是老师在当时意识形态许可范围的自选动作。

当时老师们的精神枷锁很重。只是有的老师条理清楚，声音洪亮，用词丰富，讲课气质上有吸引力；有的老师就会照着讲稿来读。有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师，上课声音如蚊子哼，谁也听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自己还满头大汗。据说他是北大五五级参加中国文学史编写人之一。总之，不管老师们教得如何，反正不再有考试，同学们学得轻松，没有了心理负担。

有意思的课很少

我就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图书馆

开门办学，要求把课堂放到工厂和农村。我们有些人去了太原钢铁公司，有些人被派往不同煤矿。任务是调查厂史或工人、车间的先进事迹，然后给人家写些厂史、劳模事迹等方面的材料。工厂方面似乎只是配合，没有任何期待和要求。到农村学什么？要求我们一边劳动，一边上课。

叶晨晖老师教我们明清小说，他是个学究型老师，课讲得很生动。记得我们开门办学到了汾阳县贾家庄，劳动休息与回来的路上，他给我们讲《水浒》中的“拳打镇关西”和“倒拔垂杨柳”，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像讲故事一样地讲课，真不明白如何把课放在劳动中？真难为了任课老师。

看闲书时，我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看不进去，这一点和很多男同学正好相反。回到学校，我赶紧将几本明清小说名著借出来恶补。可见，阅读，如果有好的引导，对学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叶老师是我的招生老师，对他，我总有一份感念之情。有时也到他家看看，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一团糟。他的妻子“文革”中患了精神病，女儿是他这个当爹的一手喂大。常听说他的妻子又跑了，让他四处去找。他家里的书很多，书摞上是尘土。 即使这样，我也非常敬重这类老师。

我们没有设外语课。到了大二慢慢意识到应该学会一门外语。又听说，日语好学，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学相约去找田希诚老师学日语。田老师是东北人，从小就会说日语。他是教我们现代汉语的老师。他欣然同意教我们。可惜，因为开门办学，我们不是下厂就是下乡，误了几次课，就没有兴趣再拾起来了。以后见到田老师，我很不好意思。

有意思的课很少，我就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图书馆。尽管我比一般工农兵同学看书多一点，理解能力强一些，比如老师讲到形象、典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我都能理解，因为他们举的例子我大多看过，但上了中文系，

和这个专业的要求相比，知道了自己的差距。不管学校水平怎样，老师教得怎样，自己得像个上过中文系的学生。于是我顺着古代、现代、外国的文学史线索，给自己开书单，写计划，一个月最少看完多少本书。当然，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方面的东西，知道得还是很少。那时，这方面信息比较闭塞。

我们成了广漠旱地

唯一一片小秧苗

我们入校时，老师们特别欢迎，毕竟停课五六年了。一个大学，几年没有招学生，原在校生分配后，只有教职工们还在打派仗，业务都生疏了。我们的出现，使他们得以再操教业；又有莘莘学子称呼着“老师”，那种沐浴桃李的情感回来了。中文系当时在编的有六七十位教师，我们成了广漠旱地里唯一一片小秧苗，大家都很呵护。

一进学校，中文系就给我们分派了导师，一个10人小组能派上三四个导师。要求学生向老师请教知识；老师接受学生的帮助，改造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系总支书记明确告诉学生，有的老师历史背景很复杂，警惕不要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要发挥工农兵学员改造大学的责任。因此，我们的学习小组，又是一个互帮互学有着多重意义的小组。

那时老师们没有办公室，上完课就回家。同学们请教，就寻到校园中老师的家里。老师住的都很窄，讲师一级住在厨房、卧室、书房一条龙，俗称“火车皮”的房子里，大约40多平方米，没有厕所。教授们的住房本是1949年后专门盖的两三层楼房，每套约有90平方米左右，比较宽敞。但“文革”期间，教授的住房里分别塞进了两三户人家，让老教授和家人只有一间屋可住。在老师们家里，气氛亲切、自然，谈学习，也谈生活。所以，时间长了，各组学员和自己的导师混得很熟。比较成熟的大龄同学还知道帮助老师做些事情。后来我当了大学老师，师生间再也没有像工农兵学员时代既不讲功利，也不讲师道尊严的近距离接触了。

那时，老师们的精神面貌不尽相同，多数人从精神上还没有抬起头。有的老师大学刚毕业，没有上讲堂，就赶上了“文革”，自己能不能当好大学老师是个问号。他们在学生面前不很自信，只好在友情上多做些文章。老教师们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受过冲击，要么是家庭问题，要么是个人历史问题。这样的老师往往有学问，但受的刺激也大，有人一赌气把业务书都当废纸卖了，发誓不当知识分子。现在让他们上课，只好重新找资料备课。以他们的知识储备，讲起来应该绰绰有余，但心理上没底，唯恐哪儿讲错了，被学生揪住。他们知道，来的都是工农兵，有政治资本，惹不起，这样的学生总让他们讲课时精神气质显得较弱。

“文革”十年，山西的派性一直很厉害。在台上的一派总是肆意打压另一派，另一派上来亦如此，两大派之间翻来覆去地烙饼，积怨很深。等我们进校时应该到尾声了，可学校的派性还很严重。教师当中，有人正得意，有人很愤懑。常常在课堂上就表现得派性十足，牢骚满腹。我不大喜欢这类老师，课下交谈时，总夹杂着派性，让我们当学生的很为难。你自己不喜欢的老师，难道也让我们疏远吗？我可是来学习的啊！有的老师，我冲着他的学问与他接近，他也欣赏你的好问，无形中他的对立派就不高兴了，虽不明说，眼睛里却带着怀疑，好像我也站了队。我常常装傻，提醒自己千万别陷入到老师们的派性之中。还好，有的老师一看我不大爱听这类腔调，就转了话题。

同学们表面相处还成

其实很快就自成团伙

我们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招了九十多人，分甲班和乙班。记得学员中有十几个来自部队：最高的是个连级，是省军区某首长的秘书，还有一个副连级是军区里的参谋；当排长、班长、战士的都有，而军队学员一半是军干子弟。所谓工人，有那么几个，他们是“文革”时停课的老三届学生，没有下乡插队直接到工厂当了工人。此外，全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学员，我们北京知青、山西知青十几个人，算在农民之内。

这些人聚集在大学，谈吐气质上有很大不同，表面上大家相处得还可以，其实很快就自成团伙，毕竟共同语言多一些。我感到知青是个特殊群体：当过农民，比较理解农村同学的成长背景；对工厂来的，本就视为自己的城市同盟；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与军干子弟，都不把自己当外人。部队来的农家子弟与学员中的农村同学，自然而然地彼此认同。工农兵学员，上学期间不收学费，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父母每月给我五元钱零花。

大学是个小社会。社会各阶层出身的人都有。城里人比较自我，遇事爱较真；农村同学心眼儿较多，总怕被别人算计自己吃亏。也有人好像自觉不自觉总在算计别人，以求自保。我们入校时，学生少，四人一屋。记得同宿舍有一同学，在大队当过妇女主任，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因为想入党，和总支书记走得很近，经常给总支书记打小报告。有一次，她不慎把没写好的草稿一扔，让其他同学发现了。

省里有精神

我们这批学生一个都不允许留校

我到山西大学报到的时间是1972年2月2日。1975年夏季毕业，实际学了三年半。毕业那年，省里通知说，工农兵学员，原则上从哪来回哪去。所谓原则，是指如有单位特别招人，也可放人。那年，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来人要招两个文字编辑，要求政治上是共产党员。我们系推荐了我。一方面觉得我能力可胜任，是党员；一方面让我这个知青可以不回到插队的县里了。但是农影厂明确提出不要女生，其他知青男生都不是党员，他们就招走了两个农村来的同学。这两个男生算是真正跳出了农门。

系里又和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留校？我的理想工作是当记者，觉得学校里关系太复杂，可除了留校，按政策没有机会留在太原，我只能同意留校。谁知，省里又有精神：我们这批学生一个都不允许留校。还特别强调，中小学教师奇缺，这批毕业生尽可能充实到中小学教育战线。我退而再想：回到插队的县里，能不能从事文字工作而不当老师呢？到了基层教育口，想出来就特别难了。

当我到临汾地区报到时，他们说，已经把你分配到县教育局。到教育局报到时，我又幻想：最好让我留到县城里的中学。还没有等我张口，人家说，你不是从明姜公社来的吗？就回到明姜公社中学吧。这可是真真儿地从哪来回哪去了，我觉得被打击得可以。心想，怎么这么不顺啊！我们知青，在当地没有任何关系，好的岗位早就被人占住了。后又一想，上学前是挣工分的知青，现在成了挣工资的教师，更多的知青朋友不能像我一样上大学，我应该知足了。第二天，直接到明姜中学报了到。

多年以后，我和同学们联系，从农村来的多数同学都在县、地两级各部门当了干部，那时，这已经是最好的职位。只有少数人到学校教了书。恢复研究生考试后，我的中文系同学中没有人考上研究生。有能力的要么成了家，有了养家之累；要么外语不行，有着明显的缺欠。倒是外语系的同学中不少人凭着外语优势考上了研究生。我当初从外语系调到中文系，是福是祸？不好说了。

本版插图/王广义

作者邢小群简介

文史学者。上世纪60年代末到山西插队，1971年被推荐到山西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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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并供图/邢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