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原标题：《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本书透过八位新中国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陈荒煤、何其芳、沙汀、许觉民、冯牧、巴金的命运沉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首度集中披露。 “书生作吏”，不虚美，不隐恶，堪为一部现代文人灵魂裂变、升华的心灵史！

这件外界看似不起眼的事情，明显地表现出对巴金的不信任

说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还在于，此刻上海代表团中，至少有一多半的人在兴奋的同时正为另外一件事情而感到纠结——上海团诞生了两位团长。

按说，一个代表团设几个团长并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中国官员多，挂名早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团员们却颇为不平。很多年后，上海作协机关资深老同志徐钤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原本已经宣布了上海代表团团长是巴金，后来忽然又宣布宣传部长陈沂为第一团长，而德高望重还担任着第三届全国文联副主席的巴金成了第二团长，而且全国的代表团只有上海团有两个团长。这件外界看似不起眼的事情，明显地表现出对巴金的不信任，这不能不让上海的艺术家们刚刚解放了的神经又重新紧绷起来。事隔多年，我还记得李子云当时说起这件事时的愤愤然：巴老的威望无人可比，怎么就成了第二团长呢？据说宣传部的一种说法是上海代表团大，应该有两个团长；还有一种说法是巴老不是党员……这难道是可以说服人的理由吗？她说此番话的时候，脸色微红，语速很快，两眼睁得大大的，好像在探询答案。

其实，大多数人都知晓这其中的缘由。

1979年初，上海大街小巷纷纷扬扬地传递着一个“骗子”的故事。上海籍知青某某，为了达到回城目的冒充一位高级将领的儿子，通过各种关系招摇撞骗，要车、要戏票、要把自己的“知青伙伴”调回上海……而一些领导干部和社会名流闻听其背景则趋之若鹜，投其所好，为其提供各种便利。一个偶然的机会，骗子被揭穿。受骗人惊呼上当，愤怒至极。而这个聪明过人的骗子被捕后却说：我唯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这一发生在“文革”刚刚过去时的真实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很快被上海人艺沙叶新等人改编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戏在内部上演时就引起了轰动，观众拼命鼓掌，但来自上层一些人的意见却认为是给领导干部脸上抹黑，对能否公演持反对态度——共产党的剧院里怎么能演出批评共产党干部的戏！巴金就在这个时候发表了《小骗子》一文，他不赞成对公演进行干预，并批驳了那种认为是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的观点，还借用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谴责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不正之风，指出对那些“非现代”的封建的东西，绝不能讳疾忌医。

写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感叹，事隔三十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的骗子和骗术也早已花样翻新远远超过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巴金文章中所说一百多年前果戈理讽刺的鞭子却仍旧狠狠地抽在我们的身上。那时候，许多人从骗子的故事中引发出疑问：“文革”刚刚过去，被打倒的老干部刚刚重新上台，领导层身上表现出来的问题还能不能批评？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政治灾难？原因是什么？人们思考并渴望得到答案。然而，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教义下，一些人很快就调整了立场，不再发出反思的声音，唯有巴金仍旧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观点。

巴金的《小骗子》只是《随想录》中的一篇，自1978年底起，他应朋友之邀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随笔专栏，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激发了他多年来压抑在内心的真实感受。从第一篇《谈〈望乡〉》开始，到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他已经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从批判“四人帮”罪行，到批判封建专制和官僚主义，到对自己多年来“奴在心”的深刻反省……几乎每篇文章都体现出当下社会不同思想的激烈交锋，也很快就引来了上层一些人士的不满。对此，巴金很坦然。他在《随想录》后记中写道：“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我愿意为它们负责。”两个团长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一个貌似简单的可以用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抹平的长官行为，却让许多人清楚地看到其中包含着的深层政治信息。（连载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