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原标题：《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本书透过八位新中国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陈荒煤、何其芳、沙汀、许觉民、冯牧、巴金的命运沉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首度集中披露。 “书生作吏”，不虚美，不隐恶，堪为一部现代文人灵魂裂变、升华的心灵史！”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何其芳就完全被毛泽东作为一个“民族巨人”的风度所吸引

一个夏末初秋的早上，沙汀携年轻的妻子与何其芳、卞之琳一起告别成都向延安出发。最初，他们三人到延安都抱有同一个目的——文学。沙汀希望“住上三五个月，写出像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一本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而何其芳和卞之琳想要体验生活，写出更好的作品。他俩甚至没有辞去在成都中学的教员职位，只是请人暂时代课。

然而，阅历和性格上的不同又使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踏上去往延安的路，何其芳的心情特别激动。当他们因下雨困在一个小旅馆时，何其芳为底层生活的种种黑暗大感惊讶和愤愤不平；他批评过去，连自己的家族在内；他对旧生活的厌恶和孤独感是那样的深切，对新生活的向往是那样的强烈；他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似乎一个旧的时代即将彻底结束，一个新的世界就在前面。相比之下，沙汀就显得老成而见多识广，连卞之琳似乎也没有他那么冲动。

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延安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幅新的画卷，到处是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到处是歌声，这几乎让所有新来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何其芳更是敞开诗人的情怀一下子便投入其中。一住进招待所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换装，灰色的粗布制服并不怎么帅气，但穿在身上何其芳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还把自己和沙汀等人的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吃了。穿着新衣服和人们一道唱起革命歌曲，何其芳觉得有种青春的萌动抑制不住地从心里迸发出来。两个月后，在鲁艺的一个座谈会上，何其芳这样发表自己的感受：“说到缺点我却还没有发现。我才到两天。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何其芳《我歌唱延安》）长期生活在大后方压抑生活中的何其芳完全被理想和浪漫所覆盖，除了美好看不到缺陷，这里承载着他的全部希望，他愿倾其所有去保护和歌颂它，并下决心要抛弃过去的一切，做一个崭新的人。

更使他激动的是，在周扬的安排下，他们很快就见到毛泽东。会见留给每个人的印象都是深刻的，但影响的程度却似乎有所不同。1977年，重病缠身的何其芳在写作《毛泽东之歌》的时候清晰地回忆了那个场景：

毛主席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张粗糙地制成、没有上油漆的小小的长方形的白木桌前。我们就坐在他对面。桌子和窗子垂直地放着。墙壁糊满了旧报纸。我们是经过外面一间窑洞式的屋子走进里面他办公的地方去的。就像现在可以看到的他一九三八年的照相一样，他有些瘦，但却很健康，充满了精力，黑色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3月）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何其芳就完全被毛泽东作为一个“民族巨人”的风度所吸引。在整个会见的过程，他始终以恭敬的态度聆听领袖的讲话，几乎没提什么问题。事后回想起来他埋怨自己的幼稚、粗心，直到在晚年的回忆中还一再检讨“我们有些以客人自居”，应该更“像一个战士那样，立正着，举手致敬，等待我们伟大的领袖发出命令，交待我们去完成什么具体任务，然后奋不顾身地去坚决完成”。应该说这次的会见对何其芳有着绝非一般的意义，一向内心备感孤独苦闷的他，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依靠，在此后的一生中，他感激毛泽东对自己的关怀，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同是晚年，当沙汀的自传《时代冲击圈》撰写到这个时期时他已经双目失明，只能靠口述记载延安生活的片段，在回忆中他没有详细描述这次会面的情景。印象当然是不会消失的，但沙汀当时更注重的是观察，他是一个习惯冷静思考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观察。他怀着敬仰之心关注着领袖的神态、姿势，在毛泽东的一举一动中体会着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不凡气度，也没有忘记及时表达自己希望经过延安到前线去生活一段时间的愿望。（连载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