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贵民：土改、“文革”纪录片我手里有上千部

原标题：曹贵民：土改、“文革”纪录片我手里有上千部

在他位于成都大邑安仁古镇的私人电影博物馆里，计有藏品22万余件——

世界最早的手摇无声电影放映机；

中国最早的影院式电影放映机；

土改、“文革”时期中国纪录片1100多部；

19至20世纪中外珍贵纪录片1800部；

上世纪70年代之前老电影拷贝3000余部；

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58岁的民间老电影拾荒匠，22万余件藏品的私人电影博物馆，1100多部土改、“文革”时期中国纪录片收藏——

成都安仁古镇来的曹贵民终于让我好奇心爆棚了，2015年12月4日，在深圳举办的“历史记录者盛典”上。

跟收藏家们不熟。鉴宝类节目少看，人物也只采过一次马未都。这回曹贵民吸引我，关键词是“电影”、“纪录电影”。私淑电影者众，老电影粉也不稀奇，可是，纪录片？！“19至20世纪中外珍贵纪录片1800部”——那都是怎样的年月，居然被记下了的又都是怎样的历史？想想就让人坐不住。

跟曹贵民老师这是第二次见了。他的名片印了新的，人还是那么精神，那种见多识广人特有的安暖自足神气不改，在你终于忍不住扑上去问他那些“宝贝”故事的时候，神秘快活地一笑，好酒客来地开场。

故事听下来才知道有多好——时世的变迁、民间的恩义、人与物件儿的相伴与不舍，甚至，一段关外日本遗孤的苍凉往事。这里，只选我听得最有感的一二，在2016年初严寒将尽、春天在望的日子里，学舌给大家听。

奇遇

全中国几乎都飘雪的这个冬天，曹贵民总是想起27年前在西藏阿里下的那场举世罕见的雪，和他的奇遇。

2006年有天，一个越洋电话打到他的博物馆。一个美籍华人说：“我们全家都在找一部影片，片名我们不记得了，拍的是清华大学一些老教授在喂猪。”

曹贵民最有把握的一件事就是对他所有的片子如数家珍。“5500多部胶片一部部提出来，我都知道它的内容和什么时间拍的。我马上反应过来：‘有这部片子，叫《鄱阳湖畔炼红心》。’电话那头一通乱，然后激动地回来说：‘就是这部！我父亲想看的就是这部片子！您那儿有吗？’我说：‘有，但我不知道里面的是不是您父亲。您最好自己来看一下。’那人真的就从美国飞回来，那时候从他们那个城市还没有直飞成都的航班，他先飞到广州，从广州再到成都，辗转一个星期左右到我这儿。放给他看，一看就是他父亲。”

那位父亲当时是清华大学一个物理教授，“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湖北江西交界的鲤鱼洲农场，也叫鄱阳湖农场。老教授当时年纪大了，身体情况在那儿呢，就让他去喂猪。挂个围裙，这手拿个勺子，这手拿个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手中拿，我为毛主席喂猪忙”，被拍了这么个片子。老教授记得很清楚：“新闻纪录片厂拍的，我是主角，教我们怎么说怎么说。”但很纳闷这个片子没看到。

他不知道这个片子后来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审查的时候，江青说了句话。江青当时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也是中央电影工作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刘贤权），江青说：“老教授去喂猪，这个拍出来传到国际上不大好看吧？还是不放了吧，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放下了，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这个片子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下。

曹贵民给老人做了一张光盘，送给他。老人高兴啊，越洋电话打来再三说“这辈子我的心愿，开宝马住别墅我都不感兴趣”，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了，“唯一就想看到这部影片，这是我当年经历的留影”。那片子里不光有他，还有他的一些同事。虽然是人生中很惨痛的经历，但是时过境迁了，成为他可资回味的记忆。老教授用自己的退休金，在纽约的华人日报上登了一个整版的启事来对曹贵民进行感谢，把那光盘刻了400多份分送他清华大学那些同事。

而这部片子能留下来，就是因为西藏阿里1988、1989年下的那场雪。那年有关部门下令要把已经封存的一批“不适宜”的影像和文字记录集中上缴销毁。结果大雪封山，所有道路阻断，电路也中断，连电台都损坏不能工作，收不到这个信息。等过了这段极寒，已经时过境迁，没人注意这件事了。这批影片就这样神奇地被保留下来。一共360多部影片，故事片居多，纪录片有五六十部，有涉及林彪的、毛泽东的、刘少奇的，里面还有孔子像被捣毁、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砸烂的影像，很珍贵的，就这么保留下来。

曹贵民去收这批影片的时候，也是遭遇极寒。“本来预计一个星期往返，结果在那儿呆了一个半月。其中甘苦就不说了，有幸的是收到了这部影片，保存到现在。”

缘分

曹贵民说2006年清华老教授那次寻片之旅，开示了他电影收藏的第二个阶段——带点主动地收藏所谓“内部纪录片”。

从最早单纯为满足自己和别人的怀旧（甚至更早想用这个发点小财），到了带着对岁月和流年的唏嘘和敬意——“有时候看着可能这个影片我用不上，但是万一哪个人用得上呢？万一这个影片的主人公现在还健在呢？万一他的子女们还在寻找他们父辈往日的影像呢？”

从全国各地，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接到来跟他要纪录片的电话。各种神奇。

“1972年咱们河南辉县，一帮农民居然自己修了一条铁路。改善山区穷面貌，山区大量的土特产运不出来，他们修条铁路想把东西运出来。铁轨也买到了，枕木也买到了，把铁路修好了……他们发现买不到火车头——火车头是计划产品。他们联名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还真接到了这封信，题了几个字‘辉县人民干得好’。这句话一题没人敢不听啊，铁道部赠送给他们两列火车，一列客车，一列货车。这段经历我们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很有意思，一帮农民，居然修了一条铁路，而且是12.5公里，要自己打山洞运出来。”

这条铁路建成40周年的时候，县委书记到处找这部影片找不到，后来偶然的机会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央视给曹贵民拍的三集纪录片《一个人的光影世界》，心想“这个人可能有”。找来打听，果然有。“后来我把这个影片赠送给县政府。全县人非常高兴，把当年那些人找出来，都看得热泪盈眶，搞了很热闹的庆典。”

还有一部影片，《毛主席接见样板戏演员》，从来没公映过。为什么没公映？讲出来很可笑。毛主席一走进那个大厅，坐得整整齐齐等着被接见合影的大家都站起来。没想到毛主席径自走到扮演座山雕的演员跟前去跟他握手。旁边江青赶紧给他引见“这个叫郭建光，《沙家浜》里的主角”，正面人物。让他跟郭建光去握手。毛主席没理，跟“座山雕”握着手还说了几句话。就因为这么一个镜头，江青不让放。一个可能觉得伤自尊，再一个毛主席一过来就跟饰演反面人物的演员握手，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合常规的。

后来是新影的一个导演，透露出来它这被打入冷宫的原因。多年后，“我找到了那几个样板戏演员，刻成光盘送给他们。他们当时哭得稀里哗啦，没想到这个影片居然能保留着。”

“你们有机会到电影公司看一下，电影公司的片子，一般是分35毫米影片库、16毫米影片库、8.75毫米影片库，但是专门还有一个内部资料片库，放的是因各种原因、被各种部门认定为不能放的片子。它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被销毁了，有一些是因为极其特殊的原因没有被销毁掉，比如像西藏阿里那次大雪封山，信息传递不到就留下来；还有遇到洪水灾害直接泡了，但是盒子非常坚固，没有漏进水，抑或片库着火，绝大多数被烧毁了。为了多报一些损失，全都报损了，多余的就拿回家了，后来拿来出售……多种多样的原因，最后就流到我们手里一部分。”曹贵民这样解释这些渡尽劫波的影像跟他的缘分。

痛楚

曹贵民自己身世无奇。

1957年生于甘肃兰州，军工企业子弟。初中毕业知青下乡，在四川乐山的悦来公社种水稻、养猪、养兔子、种柑橘、背粪，一年半农活干满，后被借调至县文化馆工作。

从小喜欢电影，剧本写得好，被抽到过县话剧团当编剧。他这一生最接近职业电影人理想的经历，是1976年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云贵川联合招生，他于三省共推荐的120名考生中过关斩将，最终止步于第20名。

1978年回城，选择当可以“行万里路”的采购员，从此步上经济生产道路。2005年从企业管理干部岗位离开，辞去公职专志收藏。

“最近这十年我着重收藏纪录片。所以全部22万件所有藏品里，胶片有5500多部。5500部影片里，又大约有1800部左右是纪录片。”它们成了曹贵民心目中另一种意义上的“镇馆之宝”。

这里面包括当年全国各地的“新闻简报”、“祖国新貌”。记录政治大批判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的《铁证》，“文革”期间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掀起人民大会战新高潮》、《批林批孔（1—13集）》等等，太多了。

“文革”的影像，比如1966年拍摄、1967年发行的《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是“文革”最初的一部片子。“一个是当时非常少，第二个它是全面记录了当时发生在全国各地大的红卫兵事件，比如一条老北京街道，路牌被大锤砸碎，然后马上插上‘反帝胡同’的标牌。这都是当时拍摄的真实影像，非常惊悚悲惨的历史。”“反帝胡同”在网上很好查，原名叫“东交民巷”。

曹贵民位于成都大邑安仁古镇的电影博物馆有两个放映厅，其中一个有段时间放的是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有一天的观众是四川大学的一些学生，好多还是双学士在读的，他们包场来看。看的中间我就听到他们叽叽喳喳在说‘这个东西，假的，这都是当年找临时演员，每人5毛钱一个盒饭演的，都不是真的’。我听了觉得很伤心。我就跟他们讲这不是假的，这确实都是当时人们发自内心的表现。无论他们参加这种活动当时是受了什么样的蛊惑，但这拍的都是当时真实的状况，人们流泪、鞋踩得到处都是……都是真实的。”

曹贵民由此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工作。“之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那段历史真实的影像。我们如果不希望‘十七年’的那些悲剧重演，不希望‘文革’那样可怕的乱象再来，我们收藏家能做的就是，客观的影像我们把它收起来。后人对它如何评价，那是后人的事情。我们只需要老老实实地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收藏起来、保留下去，让后代、年轻人，永远有机会了解、永远能够记住，我们当年曾发生过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发生的场景是什么、这些当事人他们当时的表情、言语。我想我们收藏家做的，也就是如此了。”

挑剔

曹贵民自言收藏电影的最初很挑剔。“第一，要能放；第二，要完整；第三，这个东西要耳熟能详。现在想起来扔的那些片子很可惜。有些片子后来又把它收回来了。”

比如有一部1958年的黑白片，讲东北一个农村响应毛主席号召要建一个钢铁厂，叫《白手起家》，纪录片。“当时觉得这什么烂片子，要这玩意儿干啥，而且前面还损伤了一部分。当时要价28还是38块钱，没要。后来我为这个片子，不知道后悔了多少次，半夜都会后悔醒。等到15年以后，同一部片子，伤的还是那个头儿，居然在另外一个藏家手里看到了，要价1600。十几年以后工资都不一样了，后来讲一讲1200拿下来。所以也是缘分，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没有网络的时代，曹贵民们的收藏渠道，一个是废品收购站，一个是电影公司。

“那时候电影公司被录像厅冲击得要倒闭，全要跟房地产搞开发。大家知道，以前的电影院全是在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地段。房地产商接手的时候需要把电影院的整个资产盘下来，他拿那些东西没用啊，他就给我钱，‘你要不要这东西，你帮我搬走’。他们不在乎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样当时就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拿来就慢慢研究。这是前期。到后期就是，有个现象嘛，什么产业什么事业，你如果做到了全国最大，买家和卖家都会找你。就这样我这里成了一个信息的集散中心，会收到很多东西。好的我留下，一般的、重复的，我就把它出掉。”

要从私人手中收好的影片，一个是出高价，再一个就是交换。

“比如《毛主席接见四万多革命战士》。毛主席一次性接见4万多人，是很少见的。在一个小的场合，北京的工人体育场里面，不是在天安门。那时候的体育场最多能容纳3万人，另外那一万多人怎么挤进去的？过道、楼梯都坐满了。”

这部影片当时是在青海一个藏家手里，价钱一直讲不拢，曹贵民就带着四川的香肠腊肉和好酒上门拜访。最终，被打动的青海藏家说：“你钱也不多，要不然你拿什么片子来跟我换吧。我喜欢体育片儿。”

“我说行，拿中国惟一一部，1964年拍的一部纪录片叫《足球》，宋世雄解说的。50分钟的样子，把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从头到尾记录下来，这部片子很珍贵，图像非常棒，我一直舍不得。我说‘这部片子，我只有这一部，你要的话我就割爱了，咱们交换。我这个1个多小时，你那个片子只有8分钟，你看谁划算？’他想了想，‘行，我跟你换吧’。没花钱。说没花钱，其实还是花了路费钱。他说‘你吃亏了，我再给你补两部其他的片子’，又拿了两部一般的。”

曹贵民从江苏移居四川成都是2000年。“就因为四川的气候最适合在自然条件下保存胶片的。不是为了我在四川能生活得好，而是为了我的胶片能保存得时间长一点。”

58岁，曹贵民有两个心爱的女儿。但她们并不是他心目中他那些“宝贝”的归宿。关于博物馆，他有一个完备而美妙的设想，在他，是个梦。“这些东西到最后，如果有人愿意做我那个博物馆项目，我就把我的藏品包装进项目作为股份投进去，我一分钱不要。这些藏品加盟进去，有了效益大家分成就完了。如果这步没实现，我会把它捐赠给一个有责任心、我认为能把它传承下去和开发出来的机构，不排除是个人，也不排除是基金，也不排除是政府。只要我认为谁能够做到这点，我就无偿地捐给他。”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供图/曹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