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乾隆皇帝是农民

原标题：如果乾隆皇帝是农民

金庸最后一部小说中，韦小宝对师父陈近南说：“沐小公爷有什么本事，只不过仗着有个好爸爸，如果我投胎在他娘肚里，一样的是个沐小公爷。”在韦小宝看来，除了投胎技巧不同，王爷的儿子与妓女的儿子，其实也没多大分别。

金庸第一部小说中，陈家洛言道：“要是这人生在雍亲王府中，而你（乾隆）生在农家，那么他就是皇帝，你却须得在田间锄地了。”在陈家洛看来，除了投胎技巧不同，皇帝与农夫，也无多大分别。

竟陵王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答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於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於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在范缜看来，除了投胎技巧不同，“殿下”与“下官”，也无多大分别。

马克·吐温名著《王子与贫儿》中，“王子”与“贫儿”，也无多大分别：“英国王子爱德华与乞丐汤姆两个人，互相换了服装……究竟谁是真正的王子，谁是真正的汤姆呢？”

人人平等恐怕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平等待人却是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该做的事，无论出身何等显贵、家资何等豪阔，内心如何为自己的家世感到骄傲，都不打紧，但以此“骄人”，可就令人齿冷了。金庸固然以海宁查氏显赫的家族历史自豪，但他待人向来谦恭有礼，没看到他有盛气凌人的不良记录。

倪匡说：“金庸不喜欢享受特权……他要看书展，径自进入即可，但他一样守规矩排队，苦候多时，竟不得其门而入。”倪匡与金庸相交数十年，只见金庸发过两次脾气。不轻易发怒，也是平等待人的表现。但金庸有一次发怒，倪匡应该是没见过的。金庸与邵逸夫凑巧都到了九寨沟，邵逸夫提出晚上聚谈。金庸一直在等，届时却被告知邵逸夫已经休息了。气得老头子拿着拐杖，从六号楼走到五号楼邵逸夫入住的房间门前，用拐杖“咚咚”地敲开了房门，连声说，有钱也不能这样欺负人。这样不守信约、不尊重人的事，金庸自己是不会做的，所以才如此愤怒。　　

温瑞安看金庸：“桌上的餐巾掉下地来，我见了，侍应生见了，都想去拾，金庸却敏捷地俯下身去，自桌子底下拾起了餐巾，摆回桌上。……以他的身份和给的小费，掉了餐巾仍不惜亲自弯下身去拾起来，态度温和，我顿想起《天龙八部》用来形容身在高位但和气可亲的段正淳的一句话：‘大富大贵而不骄’。”

几件小事，未见得金庸品格便如何高尚，却真实呈现出“海宁查氏”后人的查良镛，世家子弟、第一等的教养。　

他们家的家教很好。金庸谈到“我爸爸妈妈对他（家中的老长工）很客气”。

“后来宜官（金庸）慢慢大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巴金小说，对金庸也是有影响的。

金庸眼中的哈姆莱特：“他与卑微的演员们谈话的时候，态度与对朝中大臣们谈话一模一样。他认为，国王和乞丐都是人，重要的分别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而不在于阶级地位。”这位丹麦王子，对金庸也有影响。

这篇《再谈〈王子复仇记〉》作于1954年，次年金庸开始写《书剑恩仇录》，慢慢写到了乾隆做了皇帝没做农夫不过是善于投胎的情节。

也是在1954年，金庸撰文谈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由《驯悍记》谈到受此剧影响很大的德国剧作家赫普曼的《舒鲁克和耶乌》：“舒鲁克和耶乌是两个农民，一个贵族和他们开玩笑，使他们自以为是王子。后来玩笑开过，耶乌难以相信自己又是农民了。他说：‘他只有一个肚皮，我也有一个肚皮，他有两只眼睛，我也有，难道他有六只眼睛吗？王子与农民又有什么分别？’”与《舒鲁克和耶乌》相同，《书剑》中陈家洛说到的也是农夫与王子没什么分别。

金庸写这两段文字，时间相差不过两年，相信《舒鲁克和耶乌》一剧对《书剑》这一情节，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