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和“安迪”变成了“多诺万”

原标题：“阿甘”和“安迪”变成了“多诺万”

◎马建红

当看到电影《间谍之桥》的男主詹姆斯·多诺万律师时，我的第一个感觉竟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男神”汤姆·汉克斯，居然也老了。明星也抵御不住无情岁月的磋磨，正在和我们一样步入中年，慢慢老去。

不过，随着剧情的展开，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你明知道阿甘、安迪和多诺万有着不一样的人生，却又觉得汉克斯饰演的，仿佛就是人到中年的、更成熟更睿智的阿甘和安迪，这并非对汉克斯演技的否定，而是故事中人物内在精神的延续。似乎只有饰演过在嘲笑和戏弄中自强不息的阿甘、在鄙夷和唾弃中仍坚守自己平等理想的安迪，才有能力饰演多诺万律师这样厚重的角色，“hold”住这个“standing man”！

观影之后的感想是，成就多诺万律师精彩人生的，是他不按别人写的剧本表演的执念。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冷战初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互派间谍，因为双方情报人员都有被抓的可能，忌惮之下，也互相掣肘，交换被抓情报人员遂成为一种特殊的外交关系。剧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被FBI抓获后，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在法庭上的“表演”，既能将其顺利送上绞架，又能向世界展示，即便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间谍，也受到了公平对待，得到了名律师的强力辩护，而不是“把人直接扔进灰烬里”。于是，庭审变成了展示其制度优越性的剧场。在这场演出中，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从法官到检控方，从陪审团到旁听的路人甲，当然也少不了扮演为阿贝尔辩护的“反派”角色——律师。一旦戏毕，就可以让阿贝尔名正言顺地坐电椅了。最让人称奇的不是普通民众的“民愤”，而是一贯以客观、中立和理性著称的法官，居然也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从重从快”情结，在多诺万律师请求延期时，法官两次发出“你是认真的吗”的诘问，以及“他会得到有力的辩护，然后，上帝保佑，他会被定罪”的断语，足以说明这场审判预设的表演性质。当陪审团就所有控罪都做出“有罪”的判决时，法官难掩欣慰与赞赏，“如果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我也会达成一样的判决！”

但律师多诺万一旦进入角色，就忘了别人给他写的脚本，来了一场华丽丽的“本色出演”。那么，律师的本色是什么？就是竭诚“为客户服务”，使“客户”的权益保障最大化。联邦探员雨中追踪，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他说出与阿贝尔交谈的内容，而多诺万则以不能违反与客户的保密协议加以拒绝。这一职业伦理其实也会困扰我们国家的律师，那就是律师有没有检举警方尚未掌握的当事人犯罪证据的义务？在美国，律师是不需要为此伤脑筋的，哪怕是“国家安全”也不足以打破这个协议。联邦探员所碰的那鼻子灰只能算是咎由自取。

有一个情节，一审结束后，连阿贝尔都忍不住问他的律师，自己到底是不是真间谍他就一点也不好奇吗？多诺万“不好奇”的回答不知是否真心，却很“专业”，阿贝尔是不是间谍，那是政府要证明的，而律师的职责，就是要逼着政府作出这样的证明！在整个“辩护”过程中，律师关心的是“他们打你了吗”，他注意到的是“搜查证”的缺失，这关涉证据取得过程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是否有效的问题；面对愤怒的民众和媒体以及同行的关切，他的态度是要“上诉”，想到的仍然是当事人那些未得到保护的程序上的权利；当阿贝尔都提醒多诺万“be careful”的时候，他考虑的仍是可以将案件上升到宪法层面的公民权利问题。最终，他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给予他定义了我们政体的全部权利，展示给他看我们是谁，这不就是我们在这场冷战中拥有的最棒的武器吗？”

——多诺万这种“哪怕与全世界为敌，也要死磕到底”的气势，说明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死磕派”律师！

法庭是“讲法律的地方”，所以，如果说法庭上的司法表演还有底线的话，那么真正的威胁则存在于普罗大众中。地铁车厢里那些读报人敌意而凌厉的眼神，家宅与家人的遭遇黑枪，其原因仅仅是他做了苏联间谍的律师，仅仅因为他为共产主义者辩护，就成了与阿贝尔一样的“全民公敌”。

多诺万的成功，就在其不妥协的律师“本色”。影片体现“间谍之桥”主旨的后半部分，其实也是这种不妥协本色的延伸。他的任务是用阿贝尔交换美国间谍鲍尔斯，而当他得知还有可能救出一位被东德抓获的无辜学生时，多诺万又溢出官方给出的任务范围，经过一番“智斗”，终于完成了非常时代的非常任务。

影片中一句不经意的台词，似乎道出了多诺万执著于律师本色观念的由来。影片提及，多诺万曾经参与纽伦堡审判。资料显示，他当时是以杰克逊检察官助理的身份参与其中，而罗伯特·杰克逊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临时抽调”做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纽伦堡审判的初衷，本来是因斯大林的提议而起，“未经审判，不得直接处决战犯，否则，世人将认为我们不敢审判他们。”其最初目的只是向世人昭示“我们敢审判他们”的信念，至于法庭，按照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战犯戈林的说法，最多“仅仅是一场预先安排好的政治表演”而已。然而，当英美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介入后，他们将其法律传统带进这一司法剧场，让陪审团参与到诉讼程序中，让每个战犯都得到了律师的充分辩护，因为杰克逊说过，“假如你已经决定处决一个人，没有理由还举行审判。世人将不会尊重那些仅仅为了定罪而组织起来的法庭。”“不参加虚假审判”的观念，在多诺万的思想深处一定是根深蒂固的。

许是法学老师特有的关切吧，我更感兴趣的是该片法庭上的那些故事。多诺万在为阿贝尔争取一个外国公民所应有的权利时，援引的判例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年），是有关对中国移民歧视的一个案例，这或许可以导引我们去研究在美华工争取权利的艰辛历史；影片中苏联对鲍尔斯审判后，观众席上的如雷掌声，与阿贝尔宣判后法庭上的群情激奋形成了鲜明对比。多诺万律师围绕着搜查证“死磕”，而鲍尔斯的定罪则主要依赖坠毁飞机上的照相机；狱中的阿贝尔没有被刑讯逼供，可以画画，可以听收音机，被关押的鲍尔斯则不允许睡觉，遭遇在强光下的疲劳审讯，斯皮尔伯格真够“居心叵测”的。

这部影片中还有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看点。阿贝尔收拾调色盘时毁灭证据的从容，听到有罪判决时的淡定，让人惊叹他真是间谍界的一个“奇才”！只是在多诺万表示“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的时候，他才露出少有的笑容。他对多诺万为其上诉可能带来的危险，有善意的提醒；最后在桥上等待另一个置换人质时对律师投桃报李，也暗喻了他的人性和侠义：冷战并没有使人变成冷酷的机器！

阿甘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尝到哪种滋味。”多诺万律师说服法官不判阿贝尔死刑的理由之一，就是对于美国来说，监禁阿贝尔本身才是最大的利益。因为这一留有余地的量刑，才有了后来发生在“桥”上的故事。安迪在法庭上讲述他对律师职业的热爱，“有时，不是时常，但偶然你是促成公平的一分子，这真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而多诺万所从事的，也正是“促成公平”的事业。所以汤姆·汉克斯饰演的多诺万像中年版的阿甘和安迪的感觉，也不应算是胡乱关联了。

其实，我喜欢《间谍之桥》的一个场景，就是多诺万在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上的辩论。在美国，做律师最荣耀的事，莫过于站在“那里”进行一场辩论了。2003年春天，我在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曾三次到访那个神圣的地方。第一次是作为游客，参观了正在闭庭的法庭，在里面绕场一周，瞻仰了一下9位大法官的座椅；第二次是准备旁听涉及“平权法案”的一场辩论，可惜这属于美国的“大案要案”，去的人太多，根本进不了法庭；第三次是 “最高法院裁决”这门课的老师组织大家去“实地”听审，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听了两个案子，看到了那9位大咖。

网上有些关于《间谍之桥》的影评，说它仍是斯皮尔伯格讨巧的美国主旋律模式。不过，给予每一个人被同等对待的权利，不轻言放弃任何人的生命，律师坚守自己的职业伦理以促成社会的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的阳光”，这样的主旋律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