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画中饱含忧国忧民情怀 郭沫若不厌其烦反复题诗

原标题：傅抱石画中饱含忧国忧民情怀 郭沫若不厌其烦反复题诗

日期:[2016-01-10] 版次:[A15] 版名:[收藏周刊·封面] 字体:【大中小】

■傅抱石 琵琶行诗意 雅昌供图

■郭沫若书法作品

郭沫若

(1892-1978)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韩退之(韩愈)于其为文,以“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自标举,我觉得这八个字是可以移来评抱石其人及其画的。

——郭沫若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的郭沫若,与同时代的画家多有酬唱,留下了一段段颇值得玩味的风雅传奇。

其女郭平英曾编辑出版一部《郭沫若题画诗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附录的《郭沫若题画作品存目》,记录了郭沫若与刘海粟、何香凝、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关良、关山月等名画家的唱和题跋往事。再翻阅《郭沫若与傅抱石》、《傅抱石传》等书籍时进而发现,郭沫若与傅抱石的感情最不一般。

在日本为傅抱石首次个展尽力亲为

郭沫若和傅抱石是分别驰骋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和国画领域的两位风云人物,他们一个以诗集《女神》等名作著称文坛,一个以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等巨作闻名画坛,各自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建立了显赫地位。他们自结识后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对于傅抱石来说,这份情谊尤为重要,他之所以能在中国画坛大有作为,与郭沫若的支持与激赏断然分不开。

据资料显示,1926年,傅抱石在南昌师范附小任教时,就曾经聆听过时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的演讲,郭沫若出众的才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他们相识却是在七年以后的东京。

1933 年,而立之年的傅抱石在徐悲鸿的支持下,赴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院(今武藏野美术大学的前身)留学,专研中国美术史。留日期间,傅抱石从朋友那里了解到郭沫若正暂居日本,并知道他是中国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专家,而甲骨文正是傅抱石研究中国美术渊源过程中所急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于是,傅抱石在一南昌旧友陪同下,专门拜访了郭沫若。

傅抱石的来访令郭沫若倍感激动,他们言谈甚欢,互相引为知己。郭沫若还在傅抱石带去的《笼鸡图》上欣然题诗,其中有言“笼中一天地,天地一鸡笼”。

1934 年,在郭沫若的反复鼓励下,傅抱石在日本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为扩大画展的影响,郭沫若忙前忙后,积极参与,不仅题写了展名、写了序,还为傅抱石的许多画作题款或题诗,并主持了开幕式与记者会,向观者介绍傅抱石的绘画成就。展览期间,许多人购买了傅抱石的图章、书法和绘画,这与郭沫若的竭力配合有很大关系。

为傅抱石题诗之多其他人难以企及

郭沫若和傅抱石的情谊介于师长(郭比傅年长12岁,都属龙)与朋友之间。无论是当初在日本的结识,还是在重庆金刚坡的交往,郭沫若都是傅抱石许多重要作品最早的读者和欣赏者。

1937年,郭沫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第二年春天,在江西新喻县老家赋闲的傅抱石接到郭沫若的电报,于是前往武汉与郭汇合。郭沫若设法为他安排了工作。1940年9月,郭沫若到重庆,傅抱石也随之前往重庆,在西迁的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教授中国美术史。

在重庆,傅抱石全家住在沙坪坝金刚坡,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1942年6月,郭沫若创作的5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在抗日热潮中反响轰动。时年38岁的傅抱石深受郭氏剧作的感动,感佩之余挥毫创作了《屈原》。此后,又接连创作出与屈原相关的作品,如《屈子行吟图》《湘夫人》《湘君》《九歌图》《少司命》《国殇》等,都堪称傅抱石人物画创作序列中的扛鼎之作。

在《屈子行吟图》中,郭沫若慨然于怀,为之题写了长诗:“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书以画名,画以书名,书与画相得益彰,这成为一时的美谈。

郭沫若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傅抱石的画作上反复题诗,是因为他从心底深处感受到傅抱石的这些人物画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为其出色才华所感动。

此后,郭沫若经常为傅抱石的作品题诗,而且题诗之多,是其他画家难以企及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傅抱石几十年的作画生涯中,郭沫若在他的画作上题了很多诗,现在保存下来的至少有三四十首之多,成为现代美术史中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

曾为绘制《江山如此多娇》解决难题

傅抱石在探索创新中国画过程中,曾遭到当时一些名画家和学者的误解与攻击,说他的画不是中国画,是西洋画;甚至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打油诗讥讽。但傅抱石丝毫不为所动,如此坚定执著的艺术态度,有来自郭沫若的鼓励与支持。

1944年,郭沫若在傅抱石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诗:“天下山水在蜀中,渔洋此语非托空。抱石入蜀画风改,青城峨眉到笔峰。师法自然创奇格,好在新旧能兼融。此幅虽小有远致,山岩突兀挺苍松。艳说须弥寓芥子,会看破壁起苍龙。”言辞之间,尽是对傅抱石画风的激赏。

如果说,徐悲鸿是发现傅抱石的伯乐,那么,郭沫若则是傅抱石艺术上的知音。

1944年秋,《郭沫若书法、傅抱石国画联展》在昆明成功举办。1947年10月27日,傅抱石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郭沫若提前在《大公报》上专门为傅抱石的画展发表文章《勖抱石:为傅抱石画展作》,在文中指出:“傅抱石教授在中国画坛上有他卓越成就,是毫无疑问的事……作画大有气魄而不荡逸规矩,时新机杼而不卖弄才气。韩退之(韩愈)于其为文,以‘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自标举,我觉得这八个字是可以移来评抱石其人及其画的。”

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受命为人民大会堂绘制《江山如此多娇》,两人遇到创作难题,郭沫若曾出谋划策。有一次,他说道:“毛主席写的这首《沁园春》的时代背景是解放前的1936年,所以词中提到‘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但现在已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了,我主张把太阳画出来,现在已不是‘须晴日’,而是旭日东升了嘛。”傅、关听罢,茅塞顿开。

郭沫若与广东书画家 情谊深厚

在实际生活中,郭沫若亦曾给傅抱石诸多切实的关照。1935年7月,傅抱石因母亲病故回国奔丧,郭沫若得知他囊中羞涩,特地卖了一部文稿给上海的内山书店,请内山完造先生将全部稿费直汇南昌傅家,帮助他营葬母亲。当傅抱石接到这笔雪中送炭的汇款时,感激涕零。后来,郭父于1939年7月逝世,傅抱石敬赠挽联一副,云:“惟大德乃享太年,兰桂腾芳传四远;是至人斯有至行,里间遗爱永千秋。”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郭沫若与广东书画家颇有缘分,曾与容庚、关山月、关良等人结交情谊。早在1924年,关良便与郭沫若在上海结识,郭沫若曾毫无保留地向关良推介自己的广泛人脉,并在关键时刻给予实际的帮助。1941年,关良决计放下教职访问敦煌以开眼界,筹资需靠展览。关良将此决定及困境告知郭沫若,郭老为他再三鼓励,说:“这(戏剧人物)是你的独创,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新作品出世,肯定碰到很多困难,有的人不一定理解它、接受它。你多画些,我支持你!”

郭沫若为关良的几十张画题了字,又让他去找茅盾、叶圣陶、老舍等文化人,请他们题了画跋。结果,这次展览上,关良卖掉了40多幅画。此时,郭沫若还撰写了《关良艺术论》,肯定其“人格高,画格更高”。

据相关学者考察,从1929年8月至1935年11月,郭沫若给容庚写过56通书信,内容丰富。对此,容庚曾说:“五十年来,我一直把郭沫若同志的书信看作友谊的象征,郑重地珍藏起来,其间经历连年战乱,白色恐怖,加之人事变迁,举家南移,家藏图书器物,不无散失,而郭沫若同志书简得以完好保存,实在值得庆幸。(《郭沫若书简——致容庚》)”

颇值得玩味的是,据了解,郭沫若和画坛诸多名流过从甚密,但与大师齐白石乏有私人交往。除了公众场面,包括出席齐白石的葬礼,郭沫若没有评论过齐白石,两人谈不上有任何私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