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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丢的丢,该留的留


来源:信息时报

1983年,我的诗歌开始在报刊发表。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作品是发在《青年诗人》的《南方姑娘》(外一首《冲浪》),后来又在《诗林》、《诗人》、《诗歌报》、《飞天》、《北方文学》等陆续发了几十首,《哈尔滨日报》等编辑的一些集子里也收录过几首。成绩虽不算大,但敝帚自珍,原来都当宝贝留着,后来几次搬家竟荡然无存,痛哉!

原标题:该丢的丢,该留的留

——王鑫彪访谈录

访问者:姜红伟(诗歌史研究者,诗歌资料收藏家,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

受访人:王鑫彪(原哈尔滨师专中文系82级学生,诗人,现在《黑龙江经济报》社工作)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30多年前的1982年7月,我入学哈师专政治系,由于天生对“政治”兴味索然,习惯性逃课(去阅览室瞎翻或躺在寝室瞎看)充斥了“不学正业”的三年,学校尚算繁多的报刊使我迅速跻身“诗海观潮者”之列。很简单,看了太多,一如旺盛的荷尔蒙渴求发泄,便开始学着写了。很重要的,是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结缘了几个“同道”,如中文系的王雪莹、苏显钟,以及与我同班的桂煜,与哈师大的潘洗尘、黑大的杨川庆、吉大的苏历铭等也有了些交情,社会上也开始结交王伟泓等诗友,便耽于此道,不可自拔了。

1983年,我的诗歌开始在报刊发表。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作品是发在《青年诗人》的《南方姑娘》(外一首《冲浪》),后来又在《诗林》、《诗人》、《诗歌报》、《飞天》、《北方文学》等陆续发了几十首,《哈尔滨日报》等编辑的一些集子里也收录过几首。成绩虽不算大,但敝帚自珍,原来都当宝贝留着,后来几次搬家竟荡然无存,痛哉!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1984年,我跟苏显钟、桂煜、戴大军等几个“同道”在哈师专办了个“太阳岛诗社”。苏显钟是社长,我们几个都算是“社委”。诗社“开张”那天,省里、市里来了一大帮儿老师,梁南、黄益庸、陈昊、林子、巴彦布等都到场了。林子给我们朗诵了她的爱情组诗《给他》,让大家很痴迷。我念的《太阳岛宣言》,完全进入了“癫狂状态”,喊得“肠子疼”。

我们一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定期举办“太阳岛诗会”,选择诗社成员的作品统一誊写好,贴在立在墙边的大黑板上。每期出来,都是“观者如堵”。“太阳岛诗会”我们坚持到毕业,后来就不知所以了。

当时学校之间诗友互动频繁,像哈工大诗社的社长于守山等都到我家吃过饭,而且社会上的诗友也跟我们联系紧密。活动没少参加,诗友的酒也没少喝。只是那酒、那菜,都是当时最最便宜的。甚至有一次参加“北极光诗社”的活动时,哥几个仅仅凑够了两块多钱,勉强买了两瓶65度“北大荒”,没菜,也轮着“拉”光了。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上学期间,潘洗尘主编过一期《大学生诗坛》,作为哥们儿我们帮着干了些小活儿。我也在那上面发了一首向往台湾的《雪花.绿鸽子》。

到毕业的时候,苏显钟、桂煜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萌发了“总结自己”的野心,就是将自己的所谓得意之作结集刊印。我们哥仨出了一套“小巷丛书”,苏显钟的集子名为《树在我窗前》,桂煜的名为《远去的红帆》,我的名为《看云去》。我们拉来潘洗尘和王雪莹做责任编辑,号称“新诗派”,每人印了上千本的小薄册子。目的之一,是“让变成铅字的分行文字,鸽哨般唱醒远方的沉睡。”之二呢,就是赚点小钱,我的那一本,当时卖5毛钱,去掉印刷和邮寄的成本,大概足足赚了200余元,那在当时也是很可观的一笔“酒资”啦。这个“名利双收”的往事,到现在还是朋友们美好的回忆啊。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纵然尚未厚重到“革命”的地步,但堪谓紧步“崛起的诗群”之后出现的“恣肆的诗海”,中国自由体诗歌从未如斯时那般波澜壮阔,蔚为大观,堪称纯粹而高雅的“全民诗歌大狂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标签:诗歌 新诗 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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