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与肮脏：这个世界会好吗？

原标题：恐怖与肮脏：这个世界会好吗？

◎张海律

不久前的巴黎恐袭案中，最该让人触目惊心的，其实是冲入音乐厅的恐怖分子拒绝谈判的决绝姿态，官方甚至没来得及打听他们的诉求，特种部队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近百名无辜者就在枪火大作中失去生命。不提任何金钱和人质交换要求，毫不在乎他人及自己的生命，当下的圣战分子看上去怎么都比以往我们从影视作品里见到的恐怖分子更加心狠手辣。

当厉害的媒体进一步挖掘出这些滋长于欧洲内部恐怖毒瘤的人生阅历后，相信会有不少能干的编剧跟进，试图深度挖掘其内心世界，然后拍出一部部及时而又显得深刻的电影。然而，就像“他们有枪我们有花”、“你们休想得到我的仇恨”、“我们不怕”等听着美好实则对牛弹琴的无力抗争一样，一部再是竭力保持客观并努力诉说和平愿望的电影，注定都不会感化铁石心肠的恐怖分子。于是，只能继续无奈地行走陌路，他们看着洗脑的圣战宣传视频时，我们找着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恐怖乱象的反恐电影。这其中的许多反恐电影，都通过大量基于事实又加之阴谋想象的讲述方式，告诉观众恐怖分子固然邪恶，政治却更是无比肮脏。于是，透过作为震撼新闻补充的影像世界，我们得以绝望地发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恐怖主义词源时期

《丹东》：以革命的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的恐怖

1792年，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后掌权，开始实施恐怖统治（La Terreur），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提出一种“德行自由恐怖论”，认为“共和国的武器是恐怖，共和国的力量是德行”，誓将“以革命的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的恐怖”进行到底。

当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丹东意识到个体伦理的重要性后，也开始与罗伯斯庇尔这位曾经的战友、集体公义信仰者走向决裂。掌握国民议会的丹东号召结束恐怖，并在群众中重塑亲民声誉，他不愿再看到“断头台成为礼拜堂”。

波兰大师瓦依达的影片忠实于整段大革命史，在这期间，所有人都是焦躁暴怒的。我们可以看到大鼻子德帕迪约饰演的丹东陶醉于奢华的个体生活，并斥责别人：“你若把贫困视为革命的一种美德，就加入罗伯斯庇尔吧。”最终他却成为历史交替期的牺牲品，1794年4月5日，被自己一手建立的人民法庭送上断头台，5个月后，“恐怖主义”一词的推广人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来陪伴他了。这是鲜血融成的大革命史，也是1982年摄制影片时，瓦依达对祖国波兰已经如火如荼的团结工会发展之忧虑。后来波兰在苏东剧变时平静地率先转型，让大导演的担忧显得多虑了。

反殖民主义时期

《小兵》：立场一旦形成 软化非常不易

今天法国国内很多与恐怖主义相关的麻烦事，似乎都离不开有着阿尔及利亚背景的移民身影。可如若回望五六十年前的这些袭击和冲突，发生在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已成为独立解放战争，而发生在前宗主国法国的部分，则依然将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

《小兵》是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个藏在瑞士的逃兵被迫参与的双重政治游戏。作为一部试图以革新性的电影语言，去深度描绘恐怖分子心理的电影，不可避免会对他们有着一定美化，或许还会引起观众同情及对政权意识形态宣传的质疑。也因此，戈达尔1962年的这部作品在法国被禁播4年，在美国禁播6年。

片中的小兵布鲁诺说道：“照片是真实，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这只是戈达尔一贯信奉且热衷抛出的双关游戏，我们并不能借此了解到恐怖分子的生活真相以及内心真实，更不知道他们从事这番危险游戏的成因，真是因为理想，还是不得不如此的命运困境？

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严刑拷问布鲁诺那段，这位小兵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嘴硬，绝非为了理想，那又是面子问题吗？他自己也不知道。其他人也一样，很多时候明知自己是错的，哪怕拒绝妥协对自己及大局都不利，却还要固执坚持。在戈达尔看来，立场一旦形成，软化非常不易，而这种尴尬局面更多来源于信念之外的东西。

巴以冲突

《慕尼黑》：有人说用文明的手段就会吃亏

这是一场持续百年，且难有消停迹象的双边冲突。这一冲突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后，伴随着同一片土地上巴勒斯坦同样的建国诉求而愈演愈烈，时不时酿成新兴犹太强国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多场激烈战争。而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恐怖主义，也或多或少与这场冲突有着关联。只不过，无论是谋求将“占领者”以色列赶出中东的巴解及其相关组织，还是欧洲拉美一大堆对巴勒斯坦持同情立场的左翼恐怖组织，当时的宗教情绪都是彻底压抑在政治热情之下的。

身为犹太人的斯皮尔伯格导演与1972年奥运惨案相关的《慕尼黑》，怎么拍都会被质疑他的立场吧？即便杀死11名以色列运动员的袭击，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件青红皂白极易分清的暴行。意外的是，斯皮尔伯格将整个故事搁在慕尼黑事件后的国家复仇行动。追悼会之后，总理梅厄夫人在家中强调，“有人说用文明手段就会吃亏，既然用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得证明自己的实力。”这满足着观众对以色列实力的想象，一个睚眦必报、虽远必诛的强大国家。

可随后的近3小时时间中，这个以暴制暴、冤冤相报的故事告诉我们，清除恐怖组织“黑九月”相关高层名单，远非神奇特工手撕鬼子般简单。杀掉一个负责人，会来更狠的继任者，而任务执行者只能跟着进入敌人的名单，提心吊胆地度过余生。

欧美左翼激进思想时期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赤军派像疯狂生长的毒瘤

1968年学生运动的挫败、越战的泥沼、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一次次刺激着“渴望公平”的青年学生，进而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秩序的行为，其中一些，在与国家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伤害甚至死亡，这就更进一步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过程，德国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再现。巴德尔、迈因霍夫，是西德赤军派的男女领导，他们以及组织的故事就像一支有条不紊的奏鸣曲，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组织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最终走向万声齐喑最高峰的，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跨国集团老板们，甚至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上世纪80年代高潮的。

电影中的赤军派，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并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着丰厚的社会土壤和营养，能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讽刺的是，最终将其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本身。上世纪90年代的到来，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上世纪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殆尽，全欧左翼激进组织从此永远衰竭了。2011年6月，在狱中的最后一位第三代赤军派成员Birgit Hogefeld获得假释。

分离主义浪潮

《饥饿》：饥饿抗议与铁腕制裁

上世纪70年代，与巴解事业和欧美左翼一道形成全球恐怖主义联动的，还有出自西班牙和英国内部的埃塔游击队和北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将各地区本就普遍存在的分离主义诉诸暴力，进一步削弱了自身“政权”所追求的合法性而沦为国际社会所认定的恐怖组织。这其中，在北爱尔兰，拥护女王的新教联合派和誓与英国对抗的天主教民族派，因持续30年邻里相仇的低烈度冲突，而成为英国当代电影的题材富矿。

《饥饿》是当代艺术家史蒂夫·麦奎因的电影处女作，根据1981年的饥饿抗议事件改编。从1978年开始，关押在梅兹监狱的共和军囚徒，因拒绝英国政府取消他们政治犯地位的决定而连续发起毛毯抗议，以及将牢房涂满排泄物的污秽抗议。1980年和1981年的两次绝食抗议，丝毫没有让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退步，最终包括领导人鲍比·桑兹在内的10名囚犯死去，导致北爱地区的民族主义更为激进，共和军政治派别新芬党成为主流合法政党。

导演选择中和之道。既让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从剧情主体上具备充足的叙事性和具象姿态，又以延续老本行视觉艺术的手段，通过对某些场景的时空放大、对贯穿剧情所需主角传统的摈除，而让作品呈现一定的抽象和多义。

而今，走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曾经的天主教民族派地盘，依然可以瞥见这些英国人眼中的恐怖分子、爱尔兰人眼中民族英雄的巨幅画像。

后冷战时代

《天堂此时》：恐怖分子是怎样炼成的

冷战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完胜，以往发达国家那些左翼青年恐怖组织不再存续，政治意识形态出现前所未有的真空。既然再没不可落实的社会目标，以宗教理想为正当性表征的原教旨主义恐怖势力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到来了。在“9·11”之前的大量好莱坞电影甚至香港搞笑片中，这些阿拉伯大白袍被脸谱化为无恶不作、六亲不认的混账，不是手揽三四个老婆的土豪，就是无脑的自爆青年。

而荣获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巴勒斯坦电影《天堂此时》，就以“自己人”的视点去观察一个执行自杀性爆炸任务的恐怖分子究竟是如何被改造并塑造的。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位好朋友克汉雷和萨德，正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着恐怖主义军事训练，最终将身绑炸弹，冲入以色列执行“光荣任务”。

导演汉尼·阿布·阿萨德并没满足观众的猎奇心，去展现洗脑过程是否真有着关于“杀死异教徒后能入天堂享用72个处女”的理想教育，代之以枯燥的训练、茫然的表情去瓦解根植于穆斯林极端思想社群的献身谎言。最具讽刺性的是，走向不归路前，已经绑好炸药的年轻人，走向村口一家录像带出租店，店内有着各种明码标价的恐暴影像，自杀性爆炸便宜一些，斩首视频贵一些。这一迟来的“逛街”，让两人开始怀疑“英勇就义”的价值何在，而这，或许也是巴勒斯坦导演对本族群最想扪心自问的疑惑吧？

后“9·11”时代

《美利坚颂歌》：好莱坞少数派的尖酸嘲笑

“9·11”之后，以反恐战争为名，美国将强大的战争机器开往阿富汗和伊拉克。与此相对应的，好莱坞也施展出自己一贯的左派本事，拍出一部部揭露军队丑闻、政府阴谋的反战电影，毕竟从古至今，新闻都因对抗而新鲜，剧情都因对抗而精彩。

于是，在无处不在强调政治正确的好莱坞，出现《美利坚颂歌》这样一部笑破肚皮的“反和平主义”保守主义闹剧，也是极其难得的。导演以屎尿片的恶俗方式，发出一声声好莱坞少数派的尖酸笑声，讽刺反战学生是没头脑瞎喊口号的弱智，挖苦中东政策的批评者是掉眼泪的鳄鱼，把迈克尔·摩尔这个总站在美国政策对立面的纪录片名导，也恶搞成因见不惯军人夺走自己女友而叛国的失败胖子。

片中的基地组织，自觉以往的圣战者招募宣传片质量低下，就决意找一位仇恨美国的大牌导演，得到的回复是：“好莱坞导演都恨美国啊！”在商量宣传片剧本时，顺道揶揄了“9·11”后的一众反战电影，包括德·帕尔马的《节选修订》、温特伯顿的《通往关塔那摩之路》等等。基地组织和恐怖分子被最大程度地娱乐化，他们歌颂着美国电影，跟着反战示威一起游行，甚至杜撰出一群“基督教极端势力”，让咆哮着的老修女冲上公交，自杀爆炸前高呼，“我是72岁的老处女！”

紧跟当下时局

《国土安全》：个体裹挟在恐怖政治中的无力感

之前曾有影视批评者指出，太过跟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好莱坞，因不能做到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距离，而无法产生出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越战电影杰作。话音刚落不久，凯瑟琳·毕格罗就以《拆弹部队》问鼎奥斯卡金像奖。

到了争分夺秒就地取材的美剧领域，就必须争取做到“快工”也得出“细活”了。已经播完的《暴君》第二季和正在播出的《国土安全》第五季，都已经将故事主线背景置于在ISIS恐怖威胁下越发不安定的中东和惨遭波及的欧洲。质量在走下坡路的《暴君》，几乎将主角指涉为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而依然备受好评的《国土安全》，则像是一个既会网爆政府阴谋论又能编撰好故事的黑客文青，到最近的第七集，已经将越发糟糕的叙利亚形势，渐渐归咎为俄美两国的利益之争。与此同时，就像我们在土耳其打下俄国战机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口口声声要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各大国，依然各自为战甚至可能相互恶斗，任由威胁全人类安全的ISIS持续壮大。

从第一季开始，《国土安全》就通过中情局女特工凯莉惊心动魄的经历，深刻挖掘着政治的可怕和肮脏，即便对美国人犯下罪行的恐怖头目，只要利益所需，一样能亦敌亦友。等到第五季，更深入到欧洲如今人权优先却主权受害的尴尬处境中。剧集绝非要以此讽刺“白左圣母”，却在传达着一种全人类所有个体裹挟在恐怖政治当中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