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

原标题：“寻找”中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

▲这是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八好村两户深处大山的人家(11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在广西融安县大坡乡岗伟村平土屯,工作队员在向当地群众介绍“精准识别”相关内容(10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在江西省修水县大椿乡柏树村小学,学生杨欣在吃自带的午饭。由于家庭条件差,她的午饭除了米饭什么也没有(2014年11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子夏摄

▲9月27日,在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怀里村化桥屯,11岁的白裤瑶族小女孩黎英翠和母亲一起缝东西。黎英翠在当地的怀里小学上五年级,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当记者问她的目标是上哪所中学时,她却说自己的打算是上完小学就出去打工挣钱,为家庭分忧。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合村,70岁的蓝美芳在自家厨房准备猪食(9月25日摄)。蓝美芳一家所在的大化县是广西扶贫攻坚的重点县,七百弄乡是大化县最贫穷的乡之一。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保华乡奢旮村,几名小朋友在一房屋前玩耍(1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9月19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乡曼囡村曼班三队的一位拉祜族小伙放完牛回到寨子。寨子里的牛全部归集体所有,一共有20多头,是前几年政府为了方便村民干农活,送给曼班三队的。曼班三队共有17户63名拉祜族人,至今仍没人小学毕业。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11月24日,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太安乡天红村的农民在装运外销的土豆。从2011年开始,当地政府对天红村进行“精准扶贫”,帮助该村调整产业结构,结对帮扶贫困户,带动村民发展马铃薯、秋油菜、玛咖、中药材等高原特色产业和观光旅游业,农民收入大幅增长。　　　　　　　　　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实现精准脱贫,先要“找到”贫困人口。

在日前闭幕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在全国13亿多人中,怎样精准找到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两年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寻找穷人”行动,在全国展开……

为找到穷人,有人牺牲

雄虎村,贵州雷公山腹地丹寨县排调镇崇山峻岭深处的一个偏远苗寨,全村有228户884人。由于交通闭塞,当地群众长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2014年以前,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4000元,约一半的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典型的一类贫困村。

如今,走进雄虎村,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与苍翠的山野融为一体,干净的步道、整洁的圈舍、错落的路灯,犹如一幅清新迷人的美丽画卷。不但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村里还发展起了映红桃、黑毛猪、生姜等产业。

“雄虎村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变化,与4名干部的生命付出分不开。”走在水泥硬化的串户路上,雄虎村村支书杨昌永感慨万千。

2014年4月初的一天,为了摸清贫困人口情况,丹寨县由4名基层干部梁进冬、杨林、马定毅、龙文组成“精准扶贫调查工作队”,到雄虎村进行入户调查登记核实。

当时正值春耕时节,乡亲们白天要在山上干农活,只有晚上才在家,调查队决定下午6点后再入户。他们走访完30户贫困农户,已是晚上11点多了,还要将每一张表手抄汇总到全村工作台账,核对每个人的名字、身份证号和田土面积等,一直忙到凌晨1点。

“天太晚了,就在家里住下吧,床都铺好了。”村民不忍心看他们走夜路。

“不碍事,材料催得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怎么留也留不住。”杨昌永回忆说,他们4个坚持要走。

从雄虎村到排调镇有20多公里山路,而从镇上到县城40多公里的山路需要绕过478道弯。

噩耗传来!雨天雾大路滑,这4名干部在返程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坠下150多米高的山崖,全部因公殉职,最小的杨林年仅24岁。

在雄虎村第三村民组组长王再林的记忆中,年轻的杨林让他刮目相看:每进入一户,他都要去到畜圈转转,看养了多少牛、多少鸡；去条件差的家庭调研,会揭开锅盖,详细询问家里到底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

“八七”扶贫攻坚以来,我国扶贫经历了一个由面到点、逐步聚焦的过程。最早是以县为单位进行扶持,后来聚焦到乡、到村,目前已精准到每一户。

自2013年底起,我国全面开始对全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以此为基础构建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目的是解决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和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两年多来,全国数十万基层干部参加了这场“寻找穷人”的行动。

怎样“定位穷人”?

怎样才能把真正的贫困户全都纳入扶持名单,把不该扶持的挡在门槛之外?在贵州省印江县武陵山腹地朗溪镇昔蒲村,记者跟随基层干部走村入户,看他们如何识别贫困人口。

沿着陡峭、崎岖的村间便道,一行人来到昔蒲村昔三组的土家族村民牛凤连家里。他家住的是砖混结构的三间平房,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是贫困户。

“这房子已经修了4年多了。”牛凤连说,“我打工受了工伤,赔偿了18万元,是拿命换来的。”

“你家有多少田地?”朗溪镇扶贫工作站站长张叶问。

“有2分多田,1亩多山地。”

“全家几口人?收入靠哪些?”

“4口人。我受伤后,太重的活干不了。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儿子26岁,在广东打工,女儿23岁在县里打零工混饭吃。”

了解基本情况后,朗溪镇党委书记冉飞鸿分析说,这一家没有人读书,单从房子看,他家不穷,有好几个劳动力,但男主人身体受伤有残疾,家里田土少,两个孩子工作都一般,也都到了婚嫁年龄,经济方面压力很大。综合下来看,这一户属于应当建档立卡帮扶的穷人。

这种精准识别贫困对象的方法被称作“四看法”: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

精准“定位穷人”,需要公平公正,评审组的权威性、程序的公开透明至关重要。

前庄村,山西省岚县岚城镇一个老区村。2014年5月初开展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196户村民全部填写递交了贫困户申请书。

“谁都想当贫困户,把关一定要严。”村支书程润珍说,前庄村专门成立了10个人组成的评审组,挨家挨户发放上级统一制作的收入测算表,对各户家庭收入进行测算。

评审组是村民们选出来的,对每户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他们先按照县里制定的11条标准,把相对富裕的村民排除掉,又将已享受政策救济的村民也排除掉。

“掐头去尾之后,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只剩下64户、230人。”程润珍说,村委会将进入初评名单的群众按收入高低进行了排名,并在全村公示。

公示过程中,有村民提出异议,表示自己开的车是借别人的,在县城的房子也是租的,自己不应该被排除。岚城镇镇长闫冬说:“经过乡村两级调查,最后又补充了3户10个人进入到初评名单。整个识别过程,我们前前后后总共公示了四次。”

“决不落下一个穷人”

10月8日,审计署发布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一些非贫困户成了贫困户,一些未脱贫的人“被脱贫”——这样的“不精准识别”,并非仅仅出现于马山县。该进的没有进、该走的程序没走到、该公示公告的没有落实、群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在一些地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记者采访的群众和专家普遍呼吁,要对贫困户识别工作加强监督问责,坚决刹住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对精准识别贫困户的难度要有足够估计。“农户的各种补贴、低保等政策性收入很好核实,但务工收入、种植收入,只能根据群众自报和行情进行大致测算。”程润珍说,评审组在测算收入时,“确保家庭收入核算精准”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冉飞鸿说,很多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没有固定工作,农忙时候返乡干农活,农闲了又出去打零工,收入变化很大。加上随时有各方面的开支,一年下来,有的农户自己也搞不清楚打工收入多少,只能大概估计。

为解决这些难题,各地都在不断探索。

10月,广西开始“自下而上”精准识别,如同一场“大考”:抽调市、县、乡干部,村第一支书,驻村工作队员等组成精准识别工作队,运用“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方法,对每个贫困户打分,根据分数倒排出最穷的人。

山西岚县则综合考虑农民人均纯收入、地理优势、公共服务设施等因素,把乡镇分为四类,再测算划定各乡镇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数量。

全国扶贫系统已展开建档立卡“回头看”,对已经初步识别的贫困人口逐一进行甄别,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实施动态管理,做到有进有出。

要做到“决不落下一个穷人”,特别需要动态眼光。基层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在很多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群众产业发展基础差,尤其是处于扶贫线边缘附近的农户,可能一场洪水、一场冰雹、一场大病就让他们瞬间返贫。(记者杨洪涛、晏国政、夏军、庞明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