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周刊：一名少年“古惑仔”的救赎

原标题：草地周刊：一名少年“古惑仔”的救赎

▲10月31日,王鹏(化名)协助流浪动物家园的阿姨为狗狗打理毛。摄影: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刘坤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吴光于

17岁的王鹏(化名)很少掉眼泪,他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在看守所见到和检察官一起前来的父母那次,他哭得泣不成声。

2014年12月6日,16岁的王鹏将一把弹簧刀刺进了两名同龄人的身体,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每个涉罪少年的背后都有一个五味杂陈的故事。而王鹏的,不仅有一次失足,还有一场救赎。

“古惑仔”往事

每一次打架斗殴几乎都是“帮忙”,一些打架的地方他甚至连地名都不知道

2014年12月6日,成都,阴。

王鹏在网吧里打着游戏《英雄联盟》,激战正酣。突然哥们小魏打来电话:“快来,我们被打了。”

“你们别动手,等我过来。”

王鹏已经记不起这是第几次为朋友“两肋插刀”了。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感觉自己就像“山鸡”。

在他眼里,“山鸡”是电影《古惑仔》里“最讲义气”“敢打敢拼”的角色。这部讲述香港“黑社会”帮派斗争的电影他看过多次,记得其中的每个情节。

王鹏自小调皮捣蛋,曾当过几年的“留守儿童”,跟随父母来到成都后,当保洁员的母亲和在包子铺打工的父亲都没有太多时间管教他。

在他们看来,孩子能够平安长大足矣——在王鹏出生前,他们曾经因车祸失去过一个“听话得多”的儿子。

2012年,王鹏初一,在学校是出名的“问题少年”。父亲习惯用拳头来教训他,王鹏被打急了也会还手。

辍学后,王鹏到修车厂当过两年学徒工,因为“这样的工作不适合年轻人”而离开了；在火锅店当过3个月服务员,因为“上班太累了,不习惯”,也离开了。

“不打工以后就认识了些社会上的朋友,觉得他们很‘操’(四川方言:酷),很够义气、够哥们。”他说。“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这句话曾常挂在他嘴边。

跟着这群年纪相仿的少年,他常常出没于KTV和酒吧。“有朋友碰过摇头丸,我不敢。”

“出去耍的时候遇到哪个朋友被打了,我们就去打回来。”他曾经把人打得吐血,自己也没少吃苦头。“钢管、甩棍都挨过,手上、脚上、背上都被打肿过。”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活得很像“山鸡”,每一次打架斗殴几乎都是“帮忙”,一些打架的地方他甚至连地名都不知道。

他们最怕的是警察。

有一次在一个中学附近,他们追着一名学生要“教训”,途中遇到一位巡逻民警,一帮人撒腿就跑,最后被警察从藏身的汽车底下揪了出来,带回派出所教育了一番。

然而这次进派出所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古惑仔”生涯。

12月6日,王鹏又去“帮忙”了。事情起因于小魏在篮球场边喝酒时跟人发生了口角,对方叫来了几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来“扎场子”。

眼看着哥们被人追打,王鹏“气得血往头上冲”,气急败坏中掏出了随身带的弹簧刀,连挥了4刀。那是王鹏第一次用刀捅人,“感觉有两刀挥中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捅完了手在抖。”他说。

天色已晚,人群一片混乱,伤者哀号着呼救,有人喊着报警,王鹏和小魏趁乱一阵疯跑,实在跑不动了,他才发现右手在挥刀的时候受了伤,鲜血直流。

在一个僻静处,他扔掉了半年来不曾离身的弹簧刀。路上不时开过巡逻的警车,二人竭力假装镇定,王鹏将流血的手揣进衣兜,不一会,衣兜也被血浸透。

那夜俩人都不敢回家。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他们又累又饿又渴,瑟瑟发抖,连手都快冻得失去知觉。“那是我这辈子最冷的一个晚上。”他说。

31道印记

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他说闻到了“自由的味道”

天亮后,小魏回了学校,很快就被警察带走讯问。

王鹏也回了家,纠结再三,他在案发后第三天自首。得知被自己捅的人没有生命危险,他松了口气。

“打架值不值?”办案民警问他。

“值,宁愿我挨打也不愿意兄弟挨打。”他说得“大义凛然”,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

坐上警车的时候,母亲哭了,很久不掉眼泪的王鹏也落下泪来。

“过去不知道父母很关心自己,那一刻才知道原来他们很在乎我。”他说。

当天晚上,他进了看守所。

他所在的监室有40多个人,除了一名成年的嫌疑人外,其余都是未成年人。一个大房间里被一条过道分成两半,两边是睡觉的大通铺。

涉罪少年们“进来”的原因五花八门:扒窃、盗窃、飞车抢夺、故意伤害、运毒……

犯罪嫌疑人轮流值夜班,一个晚上5个班,刚去的要值3个班。吃饭的时候每人端个塑料盆,所有人都盼着星期二——那天是吃卤肉的日子。

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游戏,什么都没有……监室外是高墙,高墙外是铁门,铁门外是另一道铁门。

自从走进看守所大门,他每天用捡来的瓜子壳在监所的墙上划上一道线。

许多个无法入眠的夜晚,他无数次想起被自己捅伤的两个人。“想道歉,可是太晚了。”

看守所外,王鹏的父母多次找到被害人家长协商赔偿。两名被害人被分别鉴定为轻伤一级和轻微伤。一共赔偿了2万元,取得了被害人的书面谅解,夫妻俩也掏空了家底。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王鹏。经过审查,成都市锦江区检察院以无社会危险性为由,未批准逮捕。

1月8日,检察官肖劼和王鹏的父母一起来到看守所,见到久别的父母,他泣不成声。

当他听到“不批准逮捕”、“取保候审”一系列不知所云的字眼时,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他说闻到了“自由的味道”。此时,监所的墙上已留下了他划下的31道印记。

通往自由的契机

对一个习惯了“打打杀杀”的涉罪少年附条件不起诉后会不会“放虎归山”?

王鹏并非真正“自由”了。

2015年5月25日,他的案件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基于对未成年的人保护,6月15日锦江检察院举行不公开听证会。王鹏案件的承办民警、他的父母、被害人、法律援助律师,以及人民监督员全部到场。“非常对不起,我为自己带给你的伤害真诚道歉。”站在被害人吴某面前,王鹏的声音因紧张有些颤抖。

7月6日,检察院对王鹏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8个月,从2015年7月起至2016年3月。

“附条件不起诉体现的是国家从制度上对未成年的保护。”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里赞说。“它有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矫正,让他们尽快、顺利地回归社会,也有助于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

但并不是所有的未成年人案件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王鹏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案情、悔罪态度、赔偿,以及他父母所具备的监管条件。”锦江检察院检察长伍健说。

“对一个习惯了‘打打杀杀’的涉罪少年附条件不起诉后会不会‘放虎归山’?这可能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负责王鹏案件的检察官肖劼说,“对他的帮教、转变工作是一个比诉讼程序本身更加复杂的问题。”

根据锦江检察院的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的考察办法,王鹏必须为自己挣够“工分”才能真正重获自由。考察期内,他需要每月向检察机关报告思想、活动情况；参加社区活动和公益劳动；不得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不得不经父母同意擅自离家……如果不履行这些事项,他将在考察期满后面临被起诉乃至判刑的后果。

“浪子”的救赎

“每个孩子都是树上的果子,果子出了问题首先得从家庭这棵大树上找原因”

要在8个月时间里进行一次从行为习惯到思想意识的深刻转变,对17岁的雨季少年来说并不容易。

在对王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心理评估之后,与锦江检察院合作开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的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的心理医生发现,这个少年无论是在沟通方式还是自我认知方面都存在着缺陷。

“在王鹏的家庭里,父母没有很好地建立起自己的角色。他们对他没有期待,这让他自信不足,更没有机会锻炼自己,认定自己没有未来。加上父亲的体罚、身边不良环境的影响,使他形成了对暴力的迷信。”“云公益”秘书长傅艳说。

综合评估之后,检察官和专业社工为王鹏“量身定制”了一套严格保密的训练计划:在8个月的考察期内,在七、八月每月进行两次心理咨询,从九月至考察期结束,每月进行一次心理咨询,从情感表达、人际沟通能力、认知能力等方面帮助王鹏重新认识自我。同时设定专门的学习任务,包括对陌生人进行拜访、参加志愿服务、写读书笔记等等。

去“云公益”报到的第一天,王鹏就想打退堂鼓。到了约定的心理咨询时间,却迟迟不出现,原因让老师们哭笑不得:出门不顺、心情不好。得知不来要被扣分,扣分意味着将来可能要坐牢,他才硬着头皮来了。

第二次心理咨询,王鹏又迟到了,不过这次有了进步,他主动打电话询问老师能不能不去,原因是“云公益”搬了办公地点,地方不好找。

“你一定可以找到。”老师告诉他。虽然迟到了一个钟头,他还是做到了。那次之后,王鹏再也没有迟到过。

为了增强他的沟通能力,老师给他设置了一个“陌生拜访”的任务——在“云公益”办公区里找一个不认识的人聊上一个小时。犹豫了半天,他找到了杨琳。

杨琳给了他一些卡片,让他根据卡片上的问题和图画向她作一些描述。“第一次的‘陌生拜访’他非常紧张,但是完成这个挑战后他获得了一些成就感。”她说。

老师们带给了王鹏一个过去完全不曾接触过的世界:为了训练他的坚持,让他每天写日记,画《秘密花园》。为了训练非暴力的沟通,老师要求他每天早上给妈妈一个拥抱。

这些训练让王鹏有了一些自信,“其实用语言接触陌生人也是有乐趣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在“云公益”的专业义工们看来,几乎所有的涉罪少年都有一些共性:普遍具有侥幸心理,他们往往从犯一些小错开始,逐渐铸成大错。在一开始,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没有意识到犯“小错”的“蝴蝶效应”；家长与孩子之间没有沟通机制,家庭放任得比较多。一些父母总觉得十几岁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优于自己,不愿管、不敢管。造成这样的原因往往来自于让孩子长期留守后的负疚感。

“每个孩子都是树上的果子,果子出了问题首先得从家庭这棵大树上找原因。”傅艳说。

帮教过程中,老师们还交给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到成都“爱之家”流浪动物救助中心给流浪狗洗澡。

“一只贵宾犬满身都是螨虫,很瘦很可怜,虽然当时自己有点怕,但还是克服了。我给那只狗狗洗了澡,还帮助杨阿姨给它打针。虽然它很脏,但是我觉得是我们欠它的,如果人不抛弃它,它就不会得病。”他在日记中写道。

“爱之家”的义工们对王鹏印象不错。“和流浪狗在一起时他很放松,工作很投入,是个好帮手。”杨佳说。而在王鹏看来,“云公益”和“爱之家”的义工们,以及检察官陈乔乔、肖劼都是他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温暖的人”。

一个月前,王鹏的父亲遭遇车祸,卧床在家,他主动承担起了煮饭、炒菜、照顾父亲的任务。“忽然觉得他长大了。”这位不善言辞的中年男人说。

自从王鹏走出看守所,老王也发生了很多改变,他开始给儿子讲起许多不曾告诉他的艰辛。在与记者的交流中,王鹏不时流露出对这个当年身上揣了几十块钱就敢到成都来闯荡的父亲的敬佩。而在过去,他眼里的父亲只是一个“暴力分子”。

母亲说,3个月来儿子最大的转变是脾气不再那么冲,遇事学会了商量。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问他的冷暖,会和他聊聊最近的心情和内心的想法。

“父母的配合是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原因之一,”锦江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科长陈乔乔说,“我们在办案过程中经常遇到很多不配合的父母,一听说孩子涉罪,态度往往非常消极。‘不管了’‘断绝父子关系’是检察官们经常听到的话。面对这样的父母,我们对孩子顺利回归社会和矫正很难有乐观的评价。”

“我们带家长去看守所时,大部分人只关心孩子在里面能不能吃饱,会不会受冻,很少有人会主动问孩子是否害怕、孤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肖劼说。“其实,精神层面的关爱才是最重要的。”

王鹏计划等父亲康复后就开始跟他学做包子,“在社会上立足需要一门实实在在的手艺,这一次我一定要学会、学好。”

他每月去两次检察院,最近的一次他从检察院专门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而设立的“心雨梦工场”里借走了一本《小王子》。

“人要用心灵去观察、去感受,要知道,光靠肉眼不能看到本质的东西。”他在读书笔记里写道。

●记者手记

他的未来,也是我们的未来

每一个涉罪少年的背后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与家庭相关。

记者的采访中,总能听到办案人员这样介绍涉罪少年的家庭背景:要么夫妻貌合神离,孩子无法真正感受爱；要么长期忍受拳头或语言的暴力；要么留守老家,远离父母,与孤独为伴……

家,本应是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却因家庭成员的“爱无能”,导致一个个孩子慢慢滑向深渊。

挽救涉罪少年,除了司法的震慑、制度的保护,还需要一些能够化解冰霜的柔情——藏匿于内心深处的伤是他们走回正途的最大路障。

在成都检察院的探索中,将专业的社会力量引入对涉罪少年的帮教中,为冷冰冰的制度注入了一丝温情,也为涉罪少年们的顺利回归带去了更多的希望。

所有的犯罪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挽救涉罪少年,也决不能只依靠政法部门。司法既体现惩戒,也体现关怀。但心理干预、行为矫正,乃至父母角色的重树,终究不能由司法机关来大包大揽。

挽救王鹏,是一次检察机关与社会公益组织的“联合行动”。如要挽救更多的王鹏,则需要司法机关与更多部门和社会单元的整体联动。这是需要情怀和爱才能实现的联合,因为它事关我们共同的痛点。

我们无法预知王鹏的未来,即将年满18周岁的他,需要独自上路。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已经呈现在他面前,他将自己决定方向。而他的未来,也是我们的未来。